帝国宪法化与二元政治

已在法律上被“转换”成了征服权利，可以随意移除当地民族。在他的观点中，印第安人部落是“凶猛的野蛮人，他们的职业就是战争”；而“让他们拥有自己的国家，就是让这个国家成为荒野之地”。由于印第安人的暴力性特点，对于理性、勤劳、致力于多产地利用土地的定居者来说，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用刀剑”来竭力主张其发现权。10

就此而论，“发现论”必定对被殖民群体及其领土带有帝国主义和自由裁量特权的特性。二者之间的联系体现了这样一个“原则”，这一原则“首先得到主张并随后这样坚持”，以至于“它（成了）土地法则，不容置疑”。在本质上，定居者的计划不仅基于其他欧洲强国的发现权，而且基于对印第安人部落的一种帝国征服。后一种权利“对那个体系是不可或缺的，而那个国家就是在这样的体系中被定居的”，因此这种权利即便在独立后也依然发挥作用。结果，马歇尔表明，就《巴黎条约》而言，英国国王不仅对特定的印第安人土地权避而不谈，而且对那些帝国特权也是如此。而对维持领土控制和为将来没收原住民土地的行动提供法律基础来说，那些帝国特权是“不可或缺的”。在马歇尔的观点里，这样的权力构成了定居者社会的主要事实。关于如何对待原住民社会一事，尽管他自己有道德上的不安，但他并不愿在法律上质疑新的国家，是否享有这些固有的征服权和对印第安人的控制。马歇尔的观点认为，几乎没有美国人，在那时愿意挑战正在扩张的共和国帝国根基，即便是那些发现边疆定居者暴力令人深感厌恶的人也是如此。 11

在 1833 年 发 表 的 《 美 国 宪 法 评 述 》 （ Commentaries on the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中，最高法院大法官约瑟夫·斯托里（Joseph Story）阐明了发现与征服之间相关联的意义以及最高法院使帝国殖民宪法化的程度。在此过程中，斯托里甚至比马歇尔走得更远，直截了当地陈明了源自两个世纪以前柯克和洛克的意识形态理论基础。斯托里写道：人们并不将印第安人的权利当作财产权和主权，而只是当作占有权来对待。作为无宗教信仰者、异教徒和野蛮人，他们不允许拥有属于绝对的、主权的和独立的国家的特权。他们徘徊徜徉的领土，他们用来临时逃亡目的（原文如此）的领土，就基督徒而言，被认为好像只是野蛮动物的栖息地而已。 12

在根本上，最高法院的司法判例，使得二元性殖民地政治成了主要的宪法支柱。美国主张两种不同形式的主权权力。对内而言，定居者社会以摆脱“诺曼枷锁”和建立政治经济独立的名义，寻求消除所有皇家特权的残余痕迹。对外而言，这个新国家将西部看作无人的空地，并认为国会拥有依然源于皇家特权的殖民征服权利。这种二元性意味着，这个新共和国在法律上拒绝其边界永久不变，并认为定居者社会拥有领土扩张的基本权利，已完成其殖民要求。定居者并不是抛弃了帝国的自命不凡；相反，定居者把独立看作从英国的堕落中重新主张帝国地位，并再次建立殖民化与共和主义自由之间的连接。这种重申已丧失的帝国原状的重要性，通过在《1787年西北条例》（Northwest Ordinance of 1787）中编造定居者在西部统治的方式，得到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由大陆会议通过的条例，为如何管理最近从弗吉尼亚那里割让过来的领土提供了一个框架。除了主张皇家的帝国特权外，这一法律清楚表明，扩张将是英裔定居点的一项计划，其中美国的制度必将跟随这一旗帜前进。虽然这一条例只适用于弗吉尼亚的西北领土，但却对新获取土地的过程进行了展望，它最终成为所有领土获取和统治的基本原则。国会将直接通过任命官员来统治这些土地，直到情况变化到这样的程度，即那些地区能够起草自己的宪法并申请加入成为美国一州。结果，无论在帝国的哪里，定居者最终都将享有平等的权利，目的是将政治上的自治作为政府的最终基础，而任何缺乏这一基础的情形都只不过是临时性的安排而已。 13

这种在根本上富于哲理性地拒绝将帝国看作一个依附性政治拥有物的场所的做法，已导致多方面的学者们得出结论，认为美国虽然是扩张主义者，但却不能被认为是一个真正的帝国。 14 这些观点没能承认的是，不同殖民地领土在宪法上的平等乃是此前事实上的殖民地现状的焦点，而这是定居者经由革命来寻求重新确认的东西。就像殖民者在独立前曾经赞同英帝国需以当地自治的定居者扩张主义——免受帝国霸权中心伦敦的干涉——为前提一样，他们现在试图确保征服与殖民二者之间总是携手并进。换言之，不需要永久性的依附性状况存在，因为原住民的移除和英裔人口的增加，将保证自由的法律和习惯在新的领土上扎根。因此，没有承认这一计划的帝国式特点乃是源于这样的观点，即只是通过内部制度棱镜来看美国定居主义。这些制度的扩散意味着帝国特权的继续，这种特权把所有的边界看作临时性的，并且拒绝原住民对定居者占有的土地拥有主权。例如，彼得·奥努夫（Peter 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