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宪法化与二元政治

被认为是要保护原住民的权利，尽管只是部分地保护，是一个边疆定居者和官员们发现不可接受的可疑案子。虽然马歇尔的裁决阻止了佐治亚的起诉权，但是该州却拒绝释放那些传教士。而本身就反对这一裁决结果的安德鲁·杰克逊总统（AndrewJackson）则清楚表明，既然裁决不直接针对联邦政府，那么联邦政府就不用在执行这一裁决中发挥作用。只是在佐治亚州州长决定赦免那些囚犯时，这一僵局才被打破。 23

然而，为了完整理解这两个裁决案的意义，一方面，自己从直接的政治背景转移开来非常重要；另一方面，领会马歇尔观点也很重要，他的观点对如何最好地组织殖民地关系给出了答案，这堪与当初英国在孟加拉和加拿大的办法相媲美。马歇尔在这两个案子里遇到的问题，是如何设想将定居者社会与原住民绑在一起的纽带，尤其是当那个原住民群体献身于新教并致力于土地的农业使用时。与其他原住民群体不同，由于切罗基民族是所谓五大文明部落的成员，因此不能简单地将他们置于欧洲人有关异教徒野蛮状态的伦理框架内。这一事实与下面的这种理解一道为马歇尔的裁决提供了背景；这种理解认为，除非原住民群体被完全消灭，否则除了在美国国家领土之内为原住民群体发展出政治组织结构外，美国别无选择。

在切罗基民族诉佐治亚案中，马歇尔认为原住民美国人并不享有独立的主权而能够作为外国在美国法院起诉。与更早的裁决一致，马歇尔坚持认为原住民只具有“领土内”的临时占有权，“对这种领土，我们认为自己拥有不受原住民意志支配的权利”。就此而言，原住民社会乃是“国内的附属民族”，其相对于美国的地位来说，类似于“受监护人之于其监护人”的地位。由于这样的地位，欧洲强权任何干预定居者—原住民关系或“攫取原住民土地”的企图，“都会被大家看作对我们领土的侵略和一种公开的战争行为”。因此，切罗基人唯一能够进行补救的方法是“依赖我们的政府保护，依靠我们政府的仁慈和权力，恳求我们的政府为其贫穷提供救济，称呼总统为其伟大的父亲” 24 。但是，如果原住民群体是美国的帝国臣民，那么是什么责任将这两个不同的社会绑定在一起呢？在某种重要程度上，这个新共和国发现，自己面临类似于1763年之后英国所面临的困境：将帝国权力与非英裔臣民连接在一起的组织框架是什么？

在伍斯特诉佐治亚案中，马歇尔的回应是宣称原住民群体只享有半主权地位，这种地位只受限于更重要的联邦主权、而非各州权力。根据最高法院的裁决：“人们总是将那些印第安人民族视为不同而独立的政治共同体。始自洪荒之年，他们是这片土地毫无争议的拥有者。唯一的例外是由（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强加给他们的，这股力量宣称自己乃沿海具体地区最初的发现者，（以至于他们只能与之互动来往）。” 25 通过这样的方法，即一方面允许原住民拥有被削弱的主权，另一方面又宣称原住民是这个国家的被监护对象，马歇尔在二者之间达成了殖民历史上常见的那种平衡。他设想出了这样一种安排，它既能够维护定居者对原住民土地的有效控制，又能够拒绝承认原住民享有定居者成员具有的权利。这种裁决完全是另一种名称的间接统治，暴露了如此殖民实践的黑暗面。通过宣称原住民群体享有组织其自身制度的主权能力，马歇尔消除了连接定居者行动和原住民内部生活的契约责任。然而与此同时，通过把原住民群体最终看作美国联邦权力的从属者，马歇尔确保那些原住民社会总是面临帝国状态中无限的强制性权力，这种权力每时每刻都可能涉及对他们的移除活动。乍看起来，这可能显得有点怪异，定居者对英国帝国中心如此发展下去持如此排斥立场，却催生出了类似的制度。然而人们应该记得，英裔殖民者并非不喜欢间接统治这一概念本身；相反，在日益全球性的英帝国中，他们反对的乃是这一概念似乎平等地适用于所有臣民，无论是英裔还是其他人。对于美国革命的那些定居者来说，这样的“分权专制主义” 26 形式，只适用那些排除在社会成员资格之外的非定居者群体。

最终，马歇尔对切罗基人的裁决并没有即刻执行，因为正是对原住民社会存在的敌意导致了杰克逊（总统）制造的（印第安人）“血泪之路”，其中美国联邦政府强行将1.5万原住民迁移到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地方，结果沿途有大约4千人丧命。 27 然而，这并非标志间接统治的终结，只要原住民移除不是有吸引力的可行选择，间接统治就会再次出现。结果，马歇尔所确立的是定居者应如何控制从属群体的宪政原则。这一原则既强调文化上的分离，又强调帝国的自由裁量权，从而预示着这些实践终将在非洲和亚洲成为普遍现象，这在阿非利卡人社会中的班图斯坦人（Bantustans）身上得到了最突出的体现。在这样做的时候，马歇尔有关切罗基人地位的两种观点被看成完全统一的一个整体，他的这两种观点提供了这样一个时机，其中美国政治和宪法生活的结构二元性显得极为明显。一方面，逐出原住民的行为已可能是最独断的形式，因为这个新共和国可以行使其帝国特权；另一方面，恰恰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