雇佣劳动的兴起与民粹主义排外

政府尤其是国家当局，乃是由富人进行专制控制、而非实现集体目标的场所的观点，改变了农民、市民及其政治盟友计划实现经济和政治独立的方式。具体而言，它导致人们背离曼宁有关强有力民众权力的信念，并更大程度地朝向信奉自我规制的商业社会。然而，随着手工艺生产开始解体，以及工业雇佣劳动变得更加普遍化，自由市场并未产生普遍的所有权。相反，它越来越建立起了压迫性的工作关系。早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一小群激进社会批评家和劳工活动家开始质疑共和主义自由与领土帝国之间的兼容性问题。像托马斯·斯基德莫尔（Thomas Skidmore）那样的个人，甚至提出一个新的美国政治框架，这是一个完全放弃定居者和家长式等级制、将自治看作普遍集体权利的提议。然而，这些有关未来工业化和雇佣劳动的预言式观点，作为改革基础大都被忽视了。民粹主义者不是正视对自治的实际威胁，而是对政府和可怕的帝国优先权的仇恨，而这为新千禧年的政治提供了背景。这是一种明显表明天意、并致力于重申帝国解放潜力的政治。如果市场不能保证自由，那么扩张和使社会的排他性牢固化，再次成为保护定居者地位的基本手段。小农和匠人退避到这样一种政治之中，即不是以积极的社会原则来定义平等，而是通过与被排除的从属外部人比较来定义平等。

自由市场、经济独立，以及民粹主义的退却

美国第一起针对工会组织的阴谋大案联邦诉普利斯案（Commonwealth v.Pullis , 1806年）,凸显了民粹主义偏离把强有力的政府行动和民众权力作为自由基础之路。这是一起有关费城熟练鞋工的案子，他们在1794年组织起来以争取获得更高的工资，并在1805年举行了罢工。在工会领袖因习惯法的阴谋罪被起诉后，罢工失败了。审判在费城市长法庭进行。在给陪审团的指令中，首席法官雷科德·利维（Recorder Levy）驳回了这样一种观点，即熟练鞋工（cordwainers，即鞋工，该名称源于其所使用的皮革类型）拥有一切组织或改变既有经济关系的集体权利。他将这种行为看作对秩序的威胁，是一种对那些没有选择加入其中的人有害的非法协会形式。 102关键在于，由杰斐逊派律师代表他们所表达的观点，并没有寻求对协会内部及本身作为一种善行进行辩护。如是由于这一阴谋法削弱了熟练劳工要求对雇佣关系的明确控制权，他们拒绝接受这一法律，那么律师们以不同的理由对这起案子进行辩护。 103 他们把这一法律看作压迫性的，因为该法专门针对工人，而允许雇主为了自身利益集体组织起来。按照这种观点，虽然工会化是一种必要的回应，但理想地说，自由市场将规范雇佣关系，并不用诉诸任何形式的联合来保证公平。就像检察官西泽·罗德尼（Caesar Rodney）对陪审团陈述时所说的那样：“如果愿意采纳我的建议，你们就把对这些事情的规范留给开放的市场吧。在市场上，每一条款就像水一样会获得其自然水平：采纳这一规则，你们将更可能得到便宜得多的靴子。” 104

对经济的自我控制进行捍卫，对作为目的本身的集体坚持加以拒绝，成了19世纪二三十年代杰克逊式政治的主题。虽然民主党联盟将各种各样靠不住的社会群体联结到了一起，包括南方奴隶主、勉强维持生计的农民以及土生土长和移民的贫穷工人，但是借用“人人有平等权、无人享特权” 105 的杰斐逊式口号，它表明了后宪法时代民粹主义观点的转向。就像在他之前的曼宁那样，杰克逊引人瞩目地把定居者社会，看作以“真正的人民”与富人之间的冲突为特点；前者指农民、工匠以及一般劳工，后者他则称为“金钱势力”。这些贵族压迫力量试图利用国家权力来削弱平等，并且使经济自由变得不可能。对杰克逊来说，与国家银行（National Bank）的斗争体现了更大程度的阶级斗争：

事实上，这家银行只是这一制度的结果之一。这是一种在与我们所有制度精神进行战争的制度，一种建立在政治信条基础之上的制度。而这种政治信条的根本原则是不信任人民意志可以作为政治权力的安全调节。这种原则如果获胜的话，其伟大的最终目标和不可避免的后果，乃是将我们制度中的所有权力统一到一个中央政府手中。无节制的公共开支和拥有排他性特权的公司，将替代迄今依然发挥相互制衡作用的独创性的美国宪法；经由其悄无声息的秘密运作方式，少数人通过首先取得对劳工和大多数人民收入的控制，将对多数人的政治行为加以控制。无论这种念头在哪里实现与政治权力的结盟，都会产生暴政和专制后果。 106

然而，就像强调宪法“制衡”所清楚表明的那样，解决之道并非强有力的直接民众统治。任何政治权力的强化，都带来少数人进行阶级压迫的恐惧。相反，自由市场中的竞争与消除政府干预一道，将形成一种致力于普通公民福利和自由的社会制度。就像马萨诸塞州的一位杰克逊派人士认为的那样：“在这个时代趋势中，我们需要防范太多的法律和太多的政府干预。”布鲁斯·劳里（Bruce Laurie）写道，即便在19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