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党人的平衡与新殖民主义的幽灵

1965年，加纳总统克瓦米·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出版了《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Neo-Colonialism: The LastStage of Imperialism ）一书。他在书中认为，虽然去殖民化可能已经改变了非洲国家的法律地位，但是它没有产生实质性的独立。取代直接政治控制的，是后殖民社会现在面临的各种各样经济、金融和贸易限制。这些限制是由后殖民社会以前的帝国主人强加的，它们使得名义上的主权国家沦为依附性的卫星国地位，结果其决定自身集体未来状况的能力有限。恩克鲁玛在将这种状况描述为新殖民主义时写道：“新殖民主义的本质，即屈从于它的国家在理论上是独立的，并具有国际主权所有的那些外部点缀。而实际上，这些国家的经济体系以及由此导致的政治政策都是受外部支配的。” 68

对恩克鲁玛来说，经济依附是同以下其他两种普遍性经历相生相伴的。第一，就像直接政治控制一样，新殖民主义不可避免地输出那些标志侵略国特征的“社会冲突”。就政府决定受国外支配的程度而言，嵌入在国外社会制度中的不公正现象也在本地扎下了根。因此，那些外国继续使腐败和不自由的形式，在名义上获得独立的国家中永久性地存在。第二，不同于在直接帝国关系中施行的相对排他性控制，这些后殖民政府现在发现自己身陷竞争性强权的全球竞技场之中，法律上的独立只意味着有能力“改变（控制自己的）主人”，而非一劳永逸地逃脱支配并“不受新殖民主义主人的影响而生存”。由于屈从于外部权力，非洲国家发现自己成了全球性强权在经济上、政治上的掠食物，是他们又一次争夺瓜分非洲大陆的战利品。 69

在共和国早期，定居者接受仇外和对外暴力受到以下两方面因素的刺激。其一是美国在全球弱小的类似经历；其二是美国感到新独立的定居者社会依然受制于欧洲的强权政治。小农场主们和店主们设计出一种自由的理想，它与坚定自信的集体意志连在一起，而这样的目标却遭遇后殖民的严厉现实，其中国家独立的可能性似乎与这些强烈的参与愿望相抵触。结果，定居者们发展出一种改变民粹主义含义的宪政结构。民粹主义被转换为一种对任何特权权力保持警惕的政治，它变为基本上关心的是维护一种二元性。这种二元性将定居者内部人与被排除的外部人区别开来，无论后者是原住民、奴隶还是后来的墨西哥人。起决定性作用的政治转折点，恰恰是1789年批准的联邦宪法。通过研究制宪辩论及其后果，我们能意识到民粹主义的野心作为国家的仇恨和帝国排他性原则，是如何受到遏制并被具体化的。

重商主义和欧洲霸权的限制

对美国——这个最重要的后殖民社会的定居者精英们来说，恩克鲁玛所说的后殖民幽灵是需要认真关注的事情。北美殖民地是作为英国王权的商业附庸发展而来的，它围绕英国商业界的物质目标，来支配殖民地的经济发展和定居者移民，虽然这种支配并不总是成功的。

尽管美国革命正式终结了这种殖民控制，但就像沃尔特·利希特（Walter Licht）所写的那样，“美国依然处在那一商业势力范围之中。以前那些殖民者目前的财富依然受英国商业利益控制。18世纪80年代期间及其后的商业活动起起伏伏，反映了英国商人有能力将货物大量送至美国市场，或者封锁美国的出口”。对于定居者来说，与难以摆脱商业依附相伴的困难，还有殖民地在政治上的普遍软弱，以及在弱肉强食的欧洲国家世界里（美国的）独立似乎脆弱不堪。虽然殖民地能够从英国的控制中获得独立，但是这样的独立仅仅是用一个主人替换另外一个甚或更具压迫性的主人吗？罗伯特·韦伯就美国的革命精英评论道：

自1783年以来，他们已将其国家描绘成假释犯，保护其不稳定的自由不受国际势力的侵犯。美国可能逃避这些势力，但永远无法控制它们。他们相信，即便是最好的领导人和最有独创性的措施，都不能阻止大国支配美国公民、腐化美国官员，或渗透美国政府、图谋美国民族、联合起来反对美国，或者发动对美国的战争……。分割、同化：这就是美国危险的恰当类比。 70

对这样的定居者来说，谢司起义使美国解体和独立的殖民地遭遇欧洲征服的潜在威胁具体化了。这次起义促使人们注意到松散邦联下组织起来的半主权国家所面临的脆弱性，并使此前那些对联邦权力持怀疑态度的精英转而支持1787年5月的制宪会议。对于更大程度集权的捍卫者来说，如乔治·华盛顿，没有什么比这些“失序”更能证明“我们的政府缺乏能力”，这些“失序”折磨马萨诸塞州——一个定居者反叛的知识和军事中心。 71 甚至更为重要的是，谢司起义使得乡村与城市之间有关对自由构成主要威胁的看法日益变得不合拍。虽然东部沿海商人和贫穷的西部农民都将自由看作自治，它与定居者对美国殖民化未来的控制天然联系在一起，但是这些群体在准确看待是什么危及本土帝国自治这一问题上存在根本分歧。对于自耕农和乡村穷人来说，对自由的主要内部威胁来自殖民地的商人利益；而主要的外部威胁则来自边疆的本土美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