雇佣劳动的兴起与民粹主义排外

纪30年代早期回应更大程度的工会组织和政治参与时，民主党“争取的是更少、而非更多的政府干预：他们迫切要求废除民兵税和因欠债而入狱。他们对下决心用法律规定福音派道德的辉格党人，尖声表明要有‘自由的良心'和‘个人自由'。民主党立法者非常像那些杰斐逊式立法者，认为管得最少才管得最好”。这种对积极主动政府的攻击与这样一种信念相随，即如果剥夺任何的权力垄断和父权式的阶级权力，那么自我规制的商业社会就能够保证所有定居者享有作为自治的自由。按照民主党发言人的说法：“每一条通往荣誉之路、每一扇通向财富之门，都向每个同样的公民敞开。每一个公民都能够让自己做出选择。” 107

然而，在1820年至1860年，不受限制的市场扩张带来了工作生活中程度远远大得多的劳动分工，以及此前经济上充足的工匠和农民中的许多人稳恒地向下流动，尤其是在东部城市。 108 “许多人量入为出、挣扎求生，主妇们携带着麦子和一批批不易损坏的物品，为家里制作衣物或经常光顾工人阶级居住区的二手货商店。为了省下几个便士的房租，一年中她们数次搬进更廉价的公寓。”面对这样的现实，商业上的自我规制似乎越来越不像是一剂社会万灵药了。共和主义自由认为，如果受主—仆关系束缚，那就没有人能够自由；而通过打破工匠和乡村工作结构并推动等级制雇佣劳动的发展，市场力量恰恰提供了这样的条件。虽然选择签订工资契约表面上是自由的，但是越来越多的人不由得发现，自己束缚于完全由雇主决定的规则。这些时时模仿18世纪家庭中主—仆关系的规则，对极大地限制劳动者的独立性、对强行实施与共和主义理想相抵触的从属性经济结构都产生了影响。 109

事实上，克里斯托弗·汤姆林斯和卡伦·奥伦（Karen Orren）曾强调这样的等级制是如何被合法地确立为自由劳动力市场支柱的，例如通过始于1829年马萨诸塞州的史蒂文斯诉里夫斯案（Stevens v. Reeves ）中一系列的国家法院裁决。 110 里夫斯是一名熟练技工，他与一名织布机厂老板签有一份使用其中一台织机的合同，并按件数付费。就像所有熟练技工一样，他是从顾客购买成品的角度来看待这家工厂的，因此他对此独自加以掌握。就此而论，他在那台织机上工作了一段日子，然后没有对老板发出任何通知就离开了。过了一些时候，里夫斯回来了，干完他的活儿，永远离开了，并且又未给工厂发出任何通知说他在别的地方找到工作了。工厂老板史蒂文斯起诉他违反合同，认为里夫斯没有给出所要求的二周事前通知。虽然最高法院以里夫斯从未被告知这一规则为由支持里夫斯，但是裁决说，雇主享有执行无论其所选择什么条件的权利，只要那些条件向雇员明确告知过即可。 111 换言之，尽管作为熟练技工的里夫斯渴望保持独立掌握其自身劳动的权利，但是工资关系已预先假定了雇主可以决定工作条件和工作地位。大约20年后，在赖斯诉德怀特制造公司案（Rice v. Dwight Manufacturing Co., 1848年）中,同一法院重申，虽然劳工有能力选择是否进入工资关系，但合同条件由雇主确定。 112

因此，由于社会向下流动和使技工沦为工薪阶层的问题，19世纪初、中期的自由市场似乎加重了雇主与劳工间的经济和契约不平等，而非推进了广泛的自治。法院不是介入商业社会之中，而只是加入雇主的市场权力之中，并拒绝改变工资关系。更为关键的是，对经济进行批判的主要语言，即杰克逊民粹主义，并无质疑这些发展的手段，因为它预先假定了市场力量的公平，并将政府权力看作对集体生活的相关威胁。虽然杰克逊民粹主义对作为经济和政治独立的自由信念进行了辩护，但其在实践中转向政治怀疑主义则拒绝改变制度上从属位置的集体权利。

杰克逊民粹主义因此强调了这样一种观念，即如果市场力量没能为贫穷定居者消除工资奴役、租佃和经济依附等问题，那么最好的选择就是长期以来作为社会基础的方式：移民和逃离到边疆去。在内战之前的几十年里，美国人在密西西比河堤岸筑路，从而为殖民化开辟了新道路。就像劳里所写的那样：

美国内战前夕，上中西部地区（the upper Midwest）有大约400万人，而他们大部分是从东部迁移过来的。即便这一地带富裕肥沃的草地也留不住定居者的脚步。它不再大力激起美国农民的漫游热，但更远西部峡谷的吸引力被证明是无法抵挡的。大约25万从中西部农场来的移民聚集在密苏里的圣约瑟夫（St. Josephs）以及其他的中途站，它们散布在1840年之后长达2000英里旅程、通往太平洋海岸的奥弗兰大道（Overland Trail）上。

就像其之前的早期殖民者一样，一般来说，那些往西迁移的人享有以相对低廉价格来获得土地的权利。1820年，联邦政府提供购买最少不低于80英亩的土地，每亩只需1.25美元。结果，边疆农民总的来说都能够获得地产，并在崎岖的荒野中建立家园。 113

同样重要的是，当经济条件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