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章

么？菲佛鉴定出病原菌并将其命名为流感嗜血杆菌是正确的吗？如果他不对，那是什么引发了流感？谁才是罪魁祸首？

对这个问题的探索是一个如何进行科研、如何寻找答案、自然有多复杂以及如何构建一个坚实的科学框架的经典案例。

整个大流感期间，细菌学家们在寻找流感嗜血杆菌时所获得的结果杂乱无章。训练有素者如纽约的帕克和威廉斯、费城的刘易斯以及埃弗里，也都未能从他们研究的第一批病例中分离出这种细菌。不过，他们随后调整了技术，更换了培养细菌的培养基，往培养基中添加了加温至特定温度的血液，调换了用于着色的染料，最终发现了它。不久后，帕克和威廉斯经常能发现这种细菌，帕克便向国家研究委员会汇报，确信它就是病原——这种疾病的病因。公共卫生部相信它就是病因。刘易斯尽管最初有些疑惑，也还是认同了这个看法。

在洛克菲勒，玛莎·沃尔斯坦从1906年起就开始研究菲佛氏杆菌。

经过数年的工作，她仍不认为自己的实验能够充分“直观并且可靠地表明菲佛氏杆菌就是特定的刺激物”[1]，但她还是继续研究这种杆菌，在大流感期间她开始确信是流感嗜血杆菌引发了这场疾病。她曾经非常自信地认为她制备的疫苗针对的只是菲佛氏杆菌。她的工作也使她在洛克菲勒的同事们信服，他们都接种了她的疫苗——尽管他们只是国内少数有权使用洛克菲勒抗肺炎球菌疫苗的人——这疫苗已经证明自己是有效的。

大流感中期，找不到菲佛氏杆菌似乎就意味着不称职，而与尊重科学事实无关。当一名陆军的细菌学家无法在“第一批病人的159个血液琼脂平板上”[2]找到这种杆菌时，陆军派了另一名科学家去对该营“基地医院实验室采用的细菌学方法进行调查”[3]。这是典型的戈加斯建立的制度，是一场真正的调查，而非政治迫害。调查得出的结论是这个实验室完成了“一件非常棒的工作。如果流感杆菌曾出现过……它肯定会被发现”。但这个结论直到大流感过去很久之后才得以公布。

同时，此类调查的存在也告诫了陆军的其他细菌学家，如果找不到流感嗜血杆菌就意味着他们无法胜任自己的工作。此时，埃弗里发表了他改进的新技术，更方便了该微生物的培养。细菌学家开始发现他们所要寻找的东西。在扎迦利泰勒军营，细菌学家们曾经无法找到菲佛氏杆菌。如今，他们报告说：“最近采用埃弗里的油酸盐培养基后，我们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他们发现这种细菌俯拾皆是：48.7%的来自心脏直接提取的血样中，54.8%的来自肺脏的样本中，48.3%的来自脾脏的样本中，都有它们的身影。[4]在迪克斯军营，“正在研究的各个病例中，肺部、上呼吸道或者鼻窦，总有一处能发现流感杆菌。”[5]一个军营接着一个军营，细菌学家们站在了同一战线上。不单只有麦克阿瑟军营的细菌学家下了这样的决心——“使流感嗜血杆菌的获得率达到最高”，他们在88%的肺脏样本中发现有这种杆菌，但他们不是通过可信的实验室检验找到杆菌的，而是简单地用显微镜观察其外形来鉴别出这种杆菌的。这种观察是主观的，不能作为证据，只能作为相关的参考。

谢尔曼军营的死亡率居全国军营之首，其军营医生的声誉也曾受到指责，该营关于流行病的最终报告反映了当时的紧张局势。由细菌学家撰写的那部分报告提到：“在各种实验材料中一直找不到流感杆菌，因此菲佛氏杆菌是不是此次流感的病因还需要斟酌。”[6]但由病理学家撰写的部分则指责了细菌学家的无能。病理学家说他曾经用显微镜观察到了病原菌，他确定那就是“菲佛氏杆菌”，并且“这场流感中出现的所有细菌全都不是使用了培养方法而被检测到的”[7]。

非军方的研究者分离出菲佛氏杆菌的情况也类似。可是，即便掌握了所有流感嗜血杆菌的材料，情况依然令人费解。即使埃弗里的培养基能抑制流感病例中常见的肺炎球菌和溶血性链球菌的生长，菲佛氏杆菌单独被发现的情况还是极为少见的。

而且，有时根本就找不到流感嗜血杆菌。尤其是在很快死去的患者肺内，研究者就没能寻见这种杆菌。至少在三个军营（加利福尼亚的弗里蒙特营和佐治亚州的戈登营及韦勒营）内，绝大多数病例中找不到菲佛氏杆菌，这就意味着为了避免招致批评，细菌学家们会将那些大流感患者诊断为染上“其他呼吸道疾病”[8]而不说是流感。在某些病例中，即便是最富经验的研究者也很少发现这种杆菌。芝加哥的戴维斯（D. J Davis）研究菲佛氏杆菌已有10年了，但在他经手的62个病例中，发现该菌的也不过5个。[9]菲佛在德国一直被尊为医学巨擘之一，在那里，虽然他继续坚持是流感嗜血杆菌引发了疾病，但一些研究者仍无法分离出该杆菌。

这些报告使人们对菲佛的流感杆菌心生疑窦，而且疑惑日益加重。

科学家们并不怀疑那些杆菌发现者的话，他们也不怀疑这种杆菌可以导致疾病乃至死亡，但他们开始疑惑了——找到该菌究竟能证明什么。

问题还不止这些。大流感中期，在空前巨大的压力之下，许多细菌学家急于求成，降低了对自己工作质量的要求。正如一位科学家所言：“在涂有一滴普通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