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四章

那场革命从根本上转变了美国医学，医学的教育、研究、技术以及执业都经由科学筛选而得以促进。

美国具备优秀科研能力的人始终就只有那么一点，不过寥寥数十。

虽说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算上那些初入门的研究人员，这个群体曾达百多人，但也就这么多了。

他们彼此相识，也曾交流经验，并且几乎都与霍普金斯、洛克菲勒研究所、哈佛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密歇根大学或哥伦比亚大学或多或少有些渊源。这群人很少，包括第一代的改革者如韦尔奇、沃恩、西奥博尔德，及其他一些积极分子。然后就是他们的第一批学生，只比他们年轻几岁：戈加斯在战争结束前几天就已到了退伍的年纪——军队可能已经准许他留任，但他在军队上层没有熟人，后来他转到洛克菲勒资助的基金会负责国际公共卫生事务；还有纽约的弗莱克斯纳、帕克和科尔；波士顿的罗西瑙，密歇根的诺维（Frederick Novy）以及芝加哥的赫克通。随后是他们这批学生中的另一拨人：费城的刘易斯，洛克菲勒的埃弗里、多兹、里弗斯等，纽约罗彻斯特的惠普尔，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的奥佩等，此外还有十几位。要到下一代、再下一代人，真正的研究者的数量才开始大规模增加，遍布全美。

联结这些人的纽带并不是友谊。他们中的一些人（如帕克和弗莱克斯纳）彼此并无好感，许多人热衷于寻找对手工作上的纰漏以令其难堪，也从不指望彼此会有什么可取之处。这个行业发展至斯，已足够某些人大耍手腕了。如果有心去留意，就能听到诸如：“任命奥佩博士为该计划的首席科学家将是个致命错误。”[1]抑或“乔丹看上去似乎胜券在握的样子，但是我担心……他不是那种在困境中可以始终坚持自己观点的人”[2]。又或是：“你提名的人中，我显然更倾向于爱默生，但我担心他无法被某些人接受，尤其是罗素和科尔，而且一般来说，[洛克菲勒]基金会小组也可能不会接受他，印象中他同他们有点格格不入。”[3]

不过，这些人也认识到，无论彼此有些怎样的缺点，他们每个人都各有长处，非凡的长处。他们的工作非常出色，即使是个谬误也能让人们从中有新的发现、重要的发现、实质性的发现。那是个排外的团体并且——即便存在敌对和嫌恶——几乎就像是兄弟会，一个鲜有女性在内的兄弟会。严格来说，还是有那么几位女性的，而在细菌学上，这些女性的成就没有谁能同安娜·威廉斯和玛莎·沃尔斯坦相匹敌。(1)从疾病爆发的第一天起，所有这些科学家就开始在实验室中狂热地工作，没有一个人停下来。在只能孤注一掷的绝境下——这是他们（也几乎是任何一个科学家）所经历过的最为绝望的境况，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放低接受证据的标准，怀着希望，积极对待。正如德乌纳穆诺（Miguel de Unamuno）(2)所说，人越感到绝望，就会有越多希冀。然而，无论研究活动有多狂热，他们仍然不会乱作一团，总是从基础扎实的假说开始展开。他们没有如埃弗里自嘲时所说那样，只是将材料从一个试管倒入另一个。他们没有无视他们对身体机能的认识而做出荒诞之事。他们没有因为奎宁和伤寒疫苗对疟疾和伤寒有效就异想天开地希望它们能治愈流感，而去给流感患者服用奎宁或注射伤寒疫苗。有人这么做过甚至更夸张，但他们没有。

他们也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他们已不再抱有幻想。尽管20世纪的前十几年他们还自信地认为，科学的成就即便有限，最后也会大获全胜。如今沃恩却对同事这么说：“别再说什么医学就快征服疾病了。”他以自己的失败为耻。他还说：“医生们对这场流感的了解，并不比14世纪佛罗伦萨医生对黑死病的了解更多。”[4]但是，他们并未放弃。现在，这个科学兄弟会又开始了它的搜索，所花费的时间将出乎他们的意料。

迄今为止，每个实验室都在独立工作，相互之间很少沟通。研究者们不得不组织聚会，交流想法，分享实验技术，讨论尚未发表的发现或是那些有人认为不重要却有可能启发他人的东西。他们必须以某种方式凑在一起来取得对抗瘟疫的具体进展。他们必须从失败的碎砾中筛选成功的线索。

1918年10月30日，随着东海岸的流行病逐步减弱到可控制的程度，比格斯组织了一个由优秀科学家组成的流感委员会。比格斯有着傲人的过去——曾令纽约市立卫生局在全世界独占鳌头，但是他对坦慕尼协会的所谓政治深感厌恶，于是离开纽约去当了州公共卫生委员。他的委员会内还有科尔、帕克、刘易斯、罗西瑙及流行病学家和病理学家。当时韦尔奇尚在大西洋城疗养，依然虚弱而无法出席。比格斯在第一次会议开幕时的讲话呼应了沃恩：“这件事情的重要性高于一切……而我们却对此无能为力。”[5]

但与沃恩不同的是，比格斯表现出的是愤懑，宣称他们的失败“反映了公共卫生管理工作及医学科学所存在的问题，正是这些问题导致我们落到今天这步田地”。他们眼看着大流感肆虐了数月，而公共卫生官员和科学家却毫无防范措施。“我们必须获取目前为止或自兹日起6个月内能得到的所有科学资料，不能坐以待毙。”

他下定决心要提出这个问题并且解决它。

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