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性病毒（如果它真的会衍生出下一次大流行的病毒，那么在适应将人类作为宿主后，它也会变得温和）。他们的理由很简单：

很多人——这个数目大大超过已经证实的感染病例数目——已经接触过这种病毒了。目前H5N1还不能轻易地从人传播到人。病毒学家认为，如果该病毒能够采用这种传播方式，那么它早就采用了。

但纵观历史，还没有哪个时期和今天一样，有如此多的人类和动物混居在一起。1968年，中国只有520万头猪、1230万只家禽，现在则有

5.08亿头猪、130亿只家禽。而H5N1也在适应越来越多的动物。

我们对新的疾病流行准备得有多充分？

当我写下这句话时，我们还没有准备好。毋宁说，完全没准备。

疫苗是不错的解决方案，但目前还仅限于理论阶段。

首先，从实际角度来看，要在新的流行性病毒出现之后的6个月内生产、分发、管理数以亿计乃至10亿或更多的疫苗制剂几乎是不可能的。要抵御新的病毒，很可能需要两倍的剂量，而非通常的剂量。所以甚至在最乐观的情况下，也要等到大流感的第二波散播开来，人们才可能拿到疫苗。

其次，现阶段疫苗的生产技术和设备都远未达到最佳状况。这个问题在2004年就已得到充分证明：当时仅英国一个工厂发生污染，就导致美国的疫苗供应减少5000万份，几乎占了总量的一半。

最后，很有可能的情况是：面对新的疾病流行，在本国人口未全部得到防护之前，各国都不会允许自己的疫苗出口——而美国使用的所有疫苗中仅有一半是在国内生产的。

科学家已研发出若干种能够缩短病程、缓解病症的抗病毒药物，奥斯他韦（oseltamivir）效果尤其显著（尽管如此，奇怪的是尚不清楚该药物是否能降低死亡率）。更重要的是，在疾病流行时这些抗病毒药物还要起到预防作用，使服用过的人们不患病，这使得抗病毒药物在疫苗被生产出来之前的那段时间里显得尤为重要。美国与其他一些国家的政府已经开始——但也只是刚刚开始——储备奥斯他韦，可仅有一家制造商还不能满足需求。如果近期发生一次疾病流行，该药物将很快供不应求。而且，人们始终就病毒对奥斯他韦或其他任何药物产生抗性而心存忧虑。

H5N1带来的威胁吸引了全球各地科学家和公共卫生官员的注意。

他们冷静地——当然有时也不是那么冷静——警示那些掌握着财政大权的人，如果他们现在不为大流感作好准备，那么将来的某一天，就会有个调查委员会撰写出一份相当于“911调查报告”的报告，质问他们为何没有采取行动。只是这一次，丧生的不再是数千人，而是数百万人。

我们要做些什么呢？

我们应当将流感视作一次致命的威胁。一场大流感甚至比一次大规模的生物恐怖袭击造成的伤亡更多，而且更有可能发生。此外，根据CDC的报告，每年死于流感的美国人有36 000人，几乎是全国艾滋病死亡总数的三倍，而且正如之前提到的，尽管医学已经进步了，但每年的流感死亡总数仍不降反升。直到2004年疫苗彻底失败后，国会才开始认真考虑疫苗供应的必要性。但从所拨经费来看，流感仍未引起国会的足够重视。

为大流行作准备的第一步是监督。越早发现新病毒，我们成功研制和发放疫苗的机会就越大。几十年来，WHO一直在监控着流感。

监督具有两个目的：追踪现存病毒亚型的突变从而对每年的疫苗进行调整，以及搜寻任何新的流行病毒株出现的迹象。当然，我们必须知道要去哪里寻找，所以查明1918年病毒的起源就变得极其重要。

本书假设1918年的病毒起源于堪萨斯州的哈斯克尔县，但在这点上，众说纷纭。由于流感既是地方性疾病又是流行性疾病，在没有病毒样本和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的情况下，就算有那么点进展，我们仍不可能完全肯定哪一种推测是正确的。唯一的证据就是流行病学。

大多数流行病的起源地都是亚洲。原因很简单：在亚洲，与猪和禽类密切接触的人群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因此病毒从动物传给人类的机会也增多了。部分医学史家和流行病学家相信，1918年的大流行也同样始于中国。

近来，英国病毒学家奥克斯福德（J. S. Oxford）提出了另一种理论，认为1918年大流感发源于一个驻法的英军营地。1916年，那里爆发了一种被英国医生称为“化脓性支气管炎”的疾病。死于该次疾病爆发的士兵的尸检报告确实表明，他们的症状与那些在1918年死于流感的人惊人地相似。[5]

流感快速爆发的过程中，众多科学家和组织机构开始寻找疾病的病源。当时有几项关于大流感的大规模国际性研究，美国医学会赞助了其中被认为是最突出的一项，该项目由乔丹（Edwin Jordan）博士领军，他当时是《传染病杂志》（Journal of Infectious Disease）的主编。乔丹花费了数年时间审查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证据。

乔丹首先怀疑的是中国。1918年初，中国的确出现过流感，但只是小规模爆发，也没有扩散开来。1918年头5个月间，香港的医院中只有22例患者被确认为流感；而在广东，直到6月4日才出现第一例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