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章

上来回踱步的缘故，我仿佛在不经意间迈入了一扇我本不应穿过的门，而且我再也无法回到那个我恋恋不舍的地方了——这些念头在我心中不断重现。”关于他的父亲，他说：“他悲伤、坚忍而又绝望。”而自己，“母亲的去世……促使我写出四本书。”[22]安妮·波特当时已病重，她的讣告都已排好版了，她挺了过来，而她的未婚夫却没那么幸运。数年后，她就那场疾病和那个年代写成的中篇小说《灰色马，灰色的骑手》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成为描绘疾病期间人们生活情形的最好的、也是为数不多的作品之一。她在丹佛挺过了这场疾病，而丹佛与那些东部城市相比，所受创伤微乎其微。

但是，大流感对文学作品相对缺乏影响可能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

这和数世纪前的情况没多大差异。一位研究中世纪文学的学者说过：“虽然有一些叙述生动而可怕的记载留存于世，但关于鼠疫的文学作品如此之少，这点颇为引人注目。除却那些为人熟知的只字片语，有关鼠疫的内容在此后的文学作品中几乎销声匿迹。”[23]人们书写着战争，描绘着大屠杀，记述着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但显然，他们忘记了自然强加给人类的恐惧，在这些恐惧面前人类是多么地微不足道。大流感正以此相和。当1933年纳粹在德国掌权时，伊舍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5)笔下的柏林就是：“整个城市噤若寒蝉，被恐怖气氛笼罩。这种恐惧就像流感一样，深入骨髓，侵入神经。”[24]那些调查流行病并分析社会对此作何反应的历史学家通常认为，掌权者总将自己所受的痛苦归咎于穷人，有时还横加诬蔑、指责并隔离他们。（“伤寒玛丽”(6)就是这种态度的经典实例，这个爱尔兰移民事实上被监禁了25年。）如果她出身另一阶层，那么对待她的方式可能会有所不同。历史学家观察到，掌权者们往往通过发号施令来寻求安全感，这给他们一种大权在握的感觉，或者说是一种这个世界仍旧秩序井然的感觉。

1918年，那些被认为是“权贵”的人的做法有时会遵循这样一种模式。例如，丹佛卫生委员会委员沙普利（William Sharpley）将城市的流感危机归咎于“本市的外来定居者”[25]，主要是意大利人。《杜兰奇晚报》（Durange Evening Herald）将某居留地犹特人(7)的高死亡率归咎于他们自己“无视及不遵从他们的监管人和医护人员的建议”[26]。肯塔基州矿区的一位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对那里的脏乱极为不满：“我们到了那个简陋棚户，看上去这就是间弃屋……我走了进去，一个女人躺在那儿，腿伸在床外，头歪靠在肮脏的枕头上，身体僵硬，双目圆睁，嘴也大张着，此景令人发指……这个女人的婆婆走进屋来，她住在100米开外的一间破旧不堪的棚屋里……我现在仿佛仍能够闻到那股恶臭，并且永远也不会忘记那恶心的景象。对肮脏的惩罚就是死亡。”[27]然而，除了这些偶见的个别反例外，1918年大流感并没有表现出常见的种族或阶级歧视。从流行病学角度来看，人口密度——自然还有阶层——同死亡率之间存在关联，但无论是谁都难逃流感的魔爪。那些死去的士兵是那么年轻，原本都该有着美好的前途，这令后方的每一个人都感到惊怵。这种病涉及面太广，显然同种族或阶级没有什么关系。费城的白人和黑人获得的治疗肯定是差不多的。在全国的矿区，无论是否出于私利，矿主都竭尽全力为他们的工人找医生看病。阿拉斯加的种族主义臭名昭著，但当局还是作出了巨大的援救努力——虽然为时已晚——来救助因纽特人。甚至是前面那位被脏乱环境搞得恶心不已的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也还是继续冒着生命危险，夜以继日地在这个国家病情最肆虐的地区工作着。

在第二轮流感爆发期间，许多地方政府都无力支撑大局，于是那些真正执掌社会的人——从费城的贵族到凤凰城的市民议会——取而代之。但总的说来，他们行使权力是为了保护整个社会而不是将其瓜分，是为了广泛分配资源而不是牟取私利。

尽管人们努力着，但无论是市政府还是一些当地的私人组织掌控了权力，他们通常都无法将整个社会团结起来，因为他们隐瞒真相而失却了民心。（旧金山是少之又少的例外，它的领导人对民众开诚布公，而这个城市也毫无畏惧地应对疫病。）他们为了战绩、为了威尔逊创建的宣传机器而撒谎。

我们无法估算有多少死亡是由谎言造成的，也无从知晓有多少年轻人是因为军方拒绝听从他们的军医署长的建议而白白送命的。但是，当那些权威人士向人们保证这是流感，只是流感而已，同通常的“感冒”没有什么不同之时，至少有一部分人对此深信不疑，至少有一部分人因此将自己暴露在病毒之下——倘若知晓事实，他们一定不会如此轻率。这些人当中至少有一些已经死去——倘若知晓事实，他们兴许还能活着。

恐惧的确会夺人性命，那是因为人们由于恐惧而不敢照料那些需要看护但求助无门的人，因为恐惧而不敢照料那些只需要水、食物和休息就可求得生存的人。

要想准确地说出死亡人数也是不可能的。统计数字只是估计而已，我们所能说的只是总数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