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章

会工作人员称，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柏林小镇，有24名未被计算在以上结果内的孤儿。一位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称，“一条街上就有16个孩子失去了母亲”[15]。在俄亥俄州有13 000人的文顿郡，有100个孩子因为流感成了孤儿。[16]宾夕法尼亚州的麦诺斯维尔位于产煤区，拥有6000人口，流感病毒令那里的200名儿童变成孤儿。[17]1919年3月，红十字会的一名高级官员建议地区官员，只要某处有可能发生紧急情况，就一定要提供帮助，因为“大流感不仅导致了大约60万人的死亡，而且贻害匪浅……精神崩溃，以及其他后遗症，成千上万人正受此威胁。一些人变成了寡妇、孤儿或孤老。它使许多人家破人亡，陷入困境。这场浩劫横扫了美国各个角落和所有阶层的人”[18]。

诗人弗罗斯特从病中“康复”数月以后，他思忖着：“不知是身体中哪些骨头在痛苦地相互摩擦？这给我已极端虚弱的身体造成了更多苦痛……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有力气写一个字。”[19]这场时疫结束后差不多一年，辛辛那提卫生委员会的彼得斯（William H. Peters）博士在美国公共卫生协会会议上说道：“类似‘我感觉不是很好’，‘我的精力不如从前’，‘自从染上流感，我就没有好过’这样的话已司空见惯。”流感结束后，辛辛那提公共卫生机构对7058名流感受害者进行了检查，发现有5264人需要医疗救治；643人有心脏问题，并且还有为数众多的居民1919年初突然死去。尽管这次取样并不很科学，但彼得斯仍然认为几乎没有人能幸免于难而不发生病变。

全球范围内，也有类似的现象记录在案。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一种被称为“脑炎性昏睡”的疾病几乎遍及西方。尽管从未分离出病原体，这种疾病也就此消失再无踪影——事实上，从明确定义的科学角度而言，并无确凿证据表明这种疾病曾经存在过，但当时的医生们却坚信这种病的存在，而且一致认为它是流感造成的。

流感造成的余悸无法估量，还有丧亲或者丧偶之后的怅然愁绪。战争部长牛顿·贝克——威尔逊任命他的时候，他还被批评是个和平主义者——对战争部的政策尤为不满，认为这些政策无疑是让年轻人去送死。有好几次，当德文斯军营的士兵被调去某个驻地时，驻地指挥官都因流感而强烈抗议。但抗议是徒劳的，军队照样进驻，流感也接踵而至。被殃及的军营中一个死去男孩的父亲写信给贝克说：“我认为战争部的领导者责无旁贷。”贝克则在长达7页、写得密密麻麻的回信中，表达了他自己的痛苦。

世界仍旧受疾病所困，病入膏肓。战争本身……除此之外，还有国内毫无意义的死亡……威尔逊在凡尔赛宫对理想的背叛，刺透灵魂的背叛……科学——现代人类的最伟大的成就，在这种疾病面前全线溃败……

1923年1月，杜威在《新共和》（New Repulic）中写道：“人们对疾病的认识是否曾像今天一样广泛普及，这点值得怀疑……对于特效药和救世主的关注就证明了这个世界病重到何等程度。”[20]他是在表达一种超越身体疾病的意识，但身体疾病却与之成为一体。他是在表达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曾宣称的：“众神已死，诸战皆休，所有的信念被动摇。”[21](3)

与文献记载相比，这场瘟疫更多地残存在人们的记忆之中。可大流感时代的成年人如今几乎都已过世。现在，这些回忆仅留存于那些只是听过这些故事的人心中，他们只是听母亲说过她是如何失去了父亲，而舅舅又如何变成了孤儿，或者听姨妈说：“这是我唯一一次看到父亲哭泣。”斯人已逝，记忆也随之埋于尘土。

20世纪20年代的作家对它也鲜有描述。

1918年10月30日，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在西雅图登上火车，同行的是她的三个兄弟姐妹、姨妈、姨父及她的父母。三天后他们到达明尼阿波利斯时，全都病倒了——当列车员试图将他们赶下车时，她父亲拔出了枪，而来接车的祖父母也戴着口罩。所有医院都已满员，他们只好回家。她的姨妈和姨父康复了，然而她38岁的父亲罗伊（Roy）却在11月6日病故了，次日，她29岁的母亲苔丝（Tess）也随他而去。她在《一个天主教少女的回忆》（Memories of a Catholic Girlhood）中提到，变成孤儿对自己的影响如此深远，使她不顾一切地想要出人头地。她对火车穿越了2/3的国土记忆犹新，但对流感却几乎只字未提。

帕索斯（John Dos Passos）(4)那时刚二十出头，患上了严重的流感，可是在他的小说中也几乎没有提及这场疾病。海明威、福克纳（Faulkner）、菲茨杰拉德对它也就是一笔带过。《纽约客》撰稿人兼小说家威廉·麦克斯韦尔在流感中失去了母亲，她的死使威廉及其父亲、兄长都变得有些自闭。他回忆道：“我一定要去揣摩我哥哥在想些什么。那并不是些他愿同我分享的想法。倘若揣摩不出，我就会觉得他的感情受到了伤害，但碍于自尊他又难以启齿……”对他自己而言，“也许是因为与父亲一同在地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