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章

金斯医学院元老群像——画上之人均是美国新医学科学的领军人物——中的创始“四医师”之一，过去乃至现在，他一直被视作历史上最伟大的临床医生之一。奥斯勒兴趣广泛，同惠特曼（Walt Whitman）(1)是朋友，他撰写的教科书曾引导了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的创立，那时他人在牛津。

因战争而失去独子的奥斯勒已经痛不欲生。如今，他又得承受着呼吸道感染（他自诊为流感）造成的痛苦。那年秋天，牛津的校董因为流感势头太猛而不得不考虑推迟开学时间。奥斯勒在写给嫂子的信中说到，“这两天来，我感到非常不舒服而且疲惫，元凶就是突发”[1]的咳嗽。他似乎有所好转，但到10月13日，体温又升到了39.2℃。他写信给一个朋友，称自己得的是“流感后极为常见的支气管肺炎中的一种”[2]。

他支撑病体为一次有关惠特曼的讲演作准备，并写信给韦尔奇和小洛克菲勒，商谈赞助母校麦吉尔大学的事宜。然而11月7日那天，他感觉身体右侧有“如锥刺而后火灼”般的痛感。12小时后，他再度开始咳嗽，“每一回咳嗽，像是要把五脏六腑全给撕裂，疼痛也随之而来。”[3]三周后，他的医生们停用了吗啡，换用阿托品，并说会有所改善。

12月5日，他接受了局部麻醉，并从肺中插针引流了400毫升的脓液。奥斯勒放弃了有关惠特曼演讲的准备，切身感到了大限将至，他解嘲道：“两个月来我一直在关注这个病例，但遗憾的是，我看不到尸检报告了。”[4]

他的妻子不欣赏这个玩笑。奥斯勒的悲观主义一直折磨着她。“他说的话总会一语成谶——因此，他难逃一死，我又能作何奢望呢？”[5]当疾病尚能拖延的时候，她还是竭力保持乐观。但某一天，她发现他正在背诵丁尼生（Tennyson）的诗：“有权一死快乐的人啊，/荒冢草下更幸福的灵魂。/放我归去，让我重返大地……(2)7月，奥斯勒70寿辰。而给他的生日贺礼——一卷纪念文集——在12月7日才姗姗来迟，这是一册向他致敬的科学论文汇编，题作《对医学和生物研究的贡献——献给威廉·奥斯勒爵士》（Contribution to Medical and Biological Research, Dedicated to Sir William Osler）。出版之所以延迟是因为主编为韦尔奇——他做事可从不准时。

最近一本奥斯勒传记的作者认为，假如他当时能去霍普金斯医院就诊，就能得到更好的护理。医生们可以用X射线照相、心电图及早期的外科手术来引流积脓（肺部的脓肿）。他们可能会救他一命。[6]奥斯勒于1919年12月29日与世长辞，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昂起我的头。”[7]

他一生中始终高昂着头。

即便流感看似终于过去，那也只是表面现象。1919年9月，奥斯勒临终前，布卢预测流感会卷土重来：“社会现在就应制定方案来应对流感的再次爆发。对付潜在复发的最佳方式总结起来就是一个词——‘准备’。而现在就该准备起来了。”[8]1919年9月20日，众多美国最优秀的科学家汇聚一堂，努力想在疾病病因或治疗方式上达成共识。他们未能做到，但《纽约时报》这样评论道：此次会议标志着联邦、州和市政府共同努力预防疾病复发的开端。两天后，红十字会在内部开始实行它的秘密行动计划：“潜在流感突发时人员组织的提名/绝密/注：该报告不得外泄，除非……出现流感以流行病形式复发的迹象，但不到这等关头，红十字会分会或分部不应公开发表声明。”[9]

1920年2月7日前，流感回潮已相当猛烈了，以至于红十字会不得不宣布：“鉴于流感的迅速传播，国家的安全正迫切需要所有有空的护士或是有护理经验的人履行爱国义务，可与就近的红十字会分会或本地流行病特别委员会联系，提供帮助。”[10]1920年最初8周内，仅芝加哥和纽约就有11 000例与流感相关的死亡，而纽约单日上报的病例数比1918年的任何一天都多。[11]芝加哥卫生委员会委员罗伯逊在1918年时就特别关心士气问题，他将3000名最专业的护士编组成区域分队，这样就能覆盖全市了。一旦出现流感病例，病患所在的家庭就会被做上标记。[12]1920这一年将见证20世纪第二次或者是第三次（发源不同）流感及肺炎导致的最大规模死亡。流感还在零零散散地侵袭着城市。直到1922年1月，华盛顿卫生局长保罗·特纳（Paul Turner）博士在拒绝承认流感回潮的同时，还宣称：“我们会将此时正在全州流行的严重呼吸道感染视为流感处理……强制执行绝对的隔离。”[13]此后仅数年，流感在美国和全世界终于逐渐消退。它还没有消失。

它还在继续攻击，不过毒力已经弱了许多，部分是因为病毒进一步向温和型——这也是大多数流感病毒的行为——突变；部分也可能因为人类免疫系统已经适应。但是，它还是留下了一道伏笔。

据纽约市卫生委员会委员科普兰估计，在这场时疫结束之前，该市就有21 000名儿童[14]因此成了孤儿。而那些只失去单亲的孩子都未计入。据红十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