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

细胞已经发生病变。”

孟菲斯圣吉德儿童医院的韦伯斯特（Robert Webster）是病毒学翘楚之一，他在2002年观察到，“这些病毒确实会不时穿入中枢神经系统并对其产生损害”[21]。他回想起孟菲斯的一个孩子，曾是一名优秀的学生，患上流感之后却变成了“一个植物人。我这一生所见过的病例足以令我相信……流感能够进入脑部。这似乎不足为信却千真万确。将该病毒注入鸡的体内，它感染到嗅觉神经，鸡也会死掉”。

1918年的病毒似乎到达了脑部。在这个战场上开战会破坏脑细胞，使人无法集中思想，或改变行为，或干扰判断，甚至会导致暂时性精神病。即使这仅是少数情况，这种病毒对心智的影响也是不容置疑的。

非常不巧的是，这个影响贻害无穷。

1919年1月，堪萨斯州国会议员勃兰（William Borland）客死法国，他是第三个死于这种病毒的议员。也是在巴黎，就在同一个月，勃兰最亲近的密友，“上校”豪斯，也再次因流感而病倒了——而且是又一次。

豪斯头一次染上流感是在1918年3月的首场流感侵袭期间，他被迫在家休息了两周，到了华盛顿后又旧病复发，在白宫躺了三周。尽管一般来说春季患过流感的人会对这种病毒产生免疫力，但停战后，他再次遭到病魔的打击。当时他身在欧洲，11月30日，10天来他第一次下床，与法国总理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进行了一次15分钟的会晤，事后他表示：“今天是一周多的时间以来我亲自处理公务的第一天。我患流感已有10天了，而且每况愈下……自从这次流行肆虐全球以来，已经有太多人死去。我的许多职员已不在人世了，可怜的斯特雷特（Willard Straight）不幸成了其中之一。”[22]1919年1月，当时他已是第三次患病了。他病得很重，有些报纸甚至报道说他已经病故，豪斯挖苦地称这些讣告“都太慷慨了”[23]。但这次打击确实沉重，在认为已经康复的一个多月后，他在日记中写道：“1月时我卧病不起，无法考虑手头的事务，现在我还不确信我究竟有没有完全恢复。”[24]

而1919年初的巴黎，却有些重大事务需要关注。

获胜国、小国以及期望从战败国中分裂出来的国家代表汇聚于此，商定和平条款。来自几十个国家的数千人将作出一个最终判决，而德国人对判决结果将毫无发言权，他们只能言听计从。这一大群国家就像是一座看不见的巴别塔(3)，它们之中的10个最强大的国家将组成委员会来决定议程。即便在这个紧密圈子的内部，也还有一个更为核心的集团，那就是“四巨头”——美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而事实上这四国中重要的仅有三国。确切地说，只是三个人。

法国总理克列孟梭有个出名的绰号叫“老虎”，谈判时他肩部还留有一颗子弹，那是2月19日和会期间一次未遂的行刺留下的。英国首相劳莱·乔治（Lloyd George）则在本国面临一堆政治问题，他被形容成“一个在玻璃桌面上旋转的涂了油的弹珠”[25]。还有已抵达欧洲的威尔逊，他是全球最知名的政治人物。

周周复月月，会议不断拖延着，于是成千上万页的草案、备忘录和协议在部长及工作人员间来回传递，但威尔逊、克列孟梭和乔治并不太需要这些繁缛的纸页。他们不单是批阅外国总理和官员们撰写的决议，也不单是对列陈于前的选项作出抉择。他们的精力更多地花在了实际谈判上，而谈判就是讨价还价、巧言令色，还有咄咄逼人、固执己见以及断然拒绝。

包括翻译在内，一个房间里通常仅有五六个人。即使当克列孟梭和乔治让他人代为出席时，威尔逊总还是独自一人代表美国，没有任何官员、国务秘书随行，也没有豪斯上校（当时威尔逊认为他靠不住而差点弃而不用了）。讨论没完没了，只在威尔逊相对短暂的归国时中断过。

但他们是在决定整个世界的未来。

10月是巴黎流感流行的高峰，有4574人死于流感或肺炎。疾病从未完全离开这个城市。1919年2月，巴黎死于流感和肺炎的人数回升到了2676人，超过了最高月死亡人数的一半。威尔逊的女儿玛格丽特2月患上了流感，在位于布鲁塞尔的美国使馆里卧床休养。3月，又有1517名巴黎人死亡，[26]《美国医学会杂志》报道称，在巴黎“已经消退的流感流行以最令人忧虑的态势再次爆发……这次流感已经大面积扩散，除巴黎外还有好几个省遭殃”[27]。

当月，第一夫人、第一夫人秘书——白宫首席礼宾官(4)欧文·胡佛（Irwin Hoover）以及格雷森（威尔逊的白宫私人医生并且可能是他唯一最信任的人）都病倒了。克列孟梭和劳莱·乔治看上去都染上了轻微的流感。

与此同时，与乔治和克列孟梭的会晤局势却非常严峻。3月底，威尔逊曾对他妻子说：“唔，谢天谢地我仍可战斗，我会赢的。”

3月29日，威尔逊说：“克列孟梭称我为保德派，并拂袖而去。”

威尔逊继续战斗，不屈不挠：“我唯一认同的原则是统治者同意的原则。”(5) 4月2日，结束了当天所有的谈判之后，他称那个法国人“该下地狱”——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