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从家中到市中心，在长达20公里的路上却连第二辆车都没见到。世界的另一端正重复着相同的经历——死亡、恐惧、拒施援手，以及一样的寂静。新西兰惠灵顿的霍洛斯（Alfred Hollows）说：“我被派往亚伯史密斯街的一家急救医院，那是个礼堂……工作人员都是女性志愿者。”医院里有60个床位。“我们那儿的死亡率真的是骇人听闻——差不多每天12个吧——不久，那些女志愿者就不辞而别，再不露面……某个工作日的下午两点，我站在惠灵顿市中心，连个鬼影都看不到——没有电车来往、没有商店营业，路上只有一辆有篷货车，车一侧系着一块白布，上面印着一个巨大的红十字，用以充作救护车或灵车。那可真是一座死亡之城啊！”[1]

在纽约的长老会医院，每天早上阿奇利（Dana Atchley）医生查房时都会惊骇地发现，就在前一夜，重症部所有的病人都死去了。[2]这一幕天天上演，仿佛永无休止。

任何一个有点理性的人都不会相信联邦政府给予的指导。地方政府差不多也都是半斤八两。他们留下了一个真空，恐惧将其占据。

政府每次试图保持“士气”的大力举措都加剧了人们心头的恐惧。因为从战争甫始，士气——以最狭隘、最肤浅的方式定义的——就是公众舆论中的首要话题。正如加利福尼亚参议员约翰逊（Hiram Johnson）1917年所说的：“战争一降临，遭难的首先是真理。”[3]那时，“激战”一词就意味着一支部队中至少有50%的人员伤亡。那时，1916年出版的一位前线护士的自传在美国参战后被出版商撤出市场，因为该书披露了战争令人憎恶的真相。那时，这边报纸坚持说“美国有充足的汽油、石油可供汽车使用”[4]，那边政府却命令加油站在夜间和周日“自愿地”停业，并发起一场全国性的“无汽油周日”禁车运动——警察会把那些不“自愿”服从的驾车者强行拉到路边。那时就是这样一个年代。

报纸对这场疾病的报道也或真或假、或直言或曲解、或坦陈或欺瞒，报道其他事也是如出一辙——没有一个国家官员站出来公开承认流感的危险。

然而，医学界已经产生了深深的忧虑。韦尔奇当然也是，尽管不久后他认识到这是流感，最初他还是很担心这可能是一种新的疾病。德国和瑞士许多严谨的病理学家则在考虑发生瘟疫的可能性。[5]贝勒弗医院实验室的负责人则揣测，“世界面临的”会不会并不是一种极端致命的流感病毒，而是一次轻度瘟疫，他说：“这两种疾病的临床特征在很多方面都非常相像，还有除肺脏外某些器官的病状也令它们更为相近。”[6]这段话发表于《美国医学会杂志》上。

医生们在悄悄讨论病理学家发表在医学杂志上的言论，而外行人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丈夫或妻子的肤色愈发暗黑(1)。在这片土地上弥漫着的东西令人心生寒意，那是令人从心底感到恐惧的寒意。

与此同时，帕克正埋首于实验室的培养皿、解剖的小鼠以及病菌培养物中。引用笛福（Daniel Defoe）(2)在《瘟疫年纪事》（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中的话：“照我说，整体而言，事物的面貌改变巨大；悲恸和哀伤浮现于每一张脸；虽然还有些地方未被击垮，但所有人看起来都非常忧虑；因为我们看到它显然正在步步逼近，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和家人正陷于极度的危险之中。”[7]

这场流感本身就够可怕了，而新闻界令事态更糟。正是对流感知之甚少令人们心生恐惧。官方和报刊所说的与人们看到的、接触到的、闻到的以及承受的风马牛不相及。人们无法相信他们读到的东西，不确定伴随着不信任，接踵而来的是害怕，这样下去，恐惧就尾随而至。

当流感攻击马萨诸塞州时，附近的《普罗维登斯日报》报道说：“波士顿港所有医院的病床都被流感病人占满了……德文斯营有3500例病人。”然而，报纸却断言：“这些报告其实更该让人安心而非令人担忧，医生们要求那些士兵或水手卧床休息，就如同要他们奉命站岗一样。他或许并不认为自己生了病，而且他也可能是对的，但军医的命令不容置疑。在这个时候，军医如同一个独裁者，不允许他负责的年轻军人冒任何风险。”[8]

正当病毒在五大湖海军训练基地大量滋生时，美联社报告称：“为了平息夸大的流言所造成的全国恐慌，司令官莫法特（W. A. Moffat）上校今天发出通告，虽然基地45 000水兵中约有4500人患上流感，但总体情况已经大为改观，死亡率仅1.5%，低于东部。”[9]这则报告原打算安抚人心，可惜还是收效甚微，就算它刻意隐瞒了有些训练基地——毗邻的大湖航空军营及附近的谢里丹堡陆军兵营——正在实行强行隔离的事。把这些军营算在一起，相当于全国最大的军事集结地。军方理所当然要对附近居民和国家保证“流行病正在慢慢消退”[10]了。

数百种报纸再三强调布卢的保证，日复一日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反复出现：“如果采取适当的防范措施就没有恐慌的理由。”[11]美国造船厂的卫生官员多恩（Philip Doane）上校对美联社说：“所谓的西班牙流感和老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