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5名没有住院的流感患者的研究显示，他们没有一人看过医生或得到过护士的照顾，其中10人死掉了。[18]现在看起来就像流行病爆发前那里不曾有过社交生活一样，这场疾病将城里每个人的活动都公之于众。

大主教派修女去医院（包括犹太医院）服务，并允许她们打破清规，可以在修道院外过夜，也可以打破沉默誓言，但她们并未能缓解人们的迫切需要。

此时，早些时候一腔热诚前来帮忙的志愿者纷纷退出了。那些工作不是太令人厌恶，就是太辛苦；或者这些志愿者本身也生了病，还可能他们也被吓倒了。每天报纸上都登载需要新的志愿者的信息，迫切地请求志愿者的帮助。

仅仅10月10日一天，费城就有759人死于流感。在流感爆发前，所有因素——包括疾病、事故、自杀、谋杀等——造成的死亡数也不过每周485人。

恐惧开始在城市各个社区蔓延。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土崩瓦解，人们开始急躁，甚至愤怒起来。在这场大灾难面前，人们不再仅仅指指点点或保护自己的利益，而是开始极端地自私自利。成千上万的病人变成严重拖累费城的累赘，整个城市陷入混乱和恐惧之中。

恳求志愿者帮助的呼声变得越来越让人痛心，也越来越尖锐。各份报纸在大字标题“急救部门需要业余护士”[19]下印着马丁夫人的请求：“在这场艰难的危机之中，急救部门召唤所有……家中没有病人需要看护、自身身体状况良好的人……请在星期天早上来沃尔纳特街1428号报到，越早越好。办事处全天开放，招募的人将被登记造册并立即投入急救工作。”

克鲁森公告道：“志愿加入急救工作是费城每个身体状况良好、能够放下自己工作的女性的职责。”

但现在还有谁听他的话呢？

马丁夫人号召所有“拥有一双手并愿意工作”[20]的人加入。

来者无几。

10月13日，儿童卫生局公开请求乡邻接纳——至少暂时接纳——那些父母垂死或已双亡的儿童，但回应者几乎为零。

伊丽莎白·马丁恳求道：“我们现在只是需要更多志愿者的帮忙……

我们已经不再照料流感的普通病患了……这些人几乎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费城每一个有能力的女性，无论是否有过护理经验，难道就不能来帮帮我们吗？”[21]

应者依旧寥寥。

现在不仅需要医疗护理，还有普通的照料。有些家庭所有成员都得了病，没人能给他们做饭。克鲁森公开求助：“费城每个有空的健康女性都能为打败流感出力。”

但在那时，整个城市已经听够了求助，人们现在都为自己而活。人们不再相信，不再信任。没有了信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土崩瓦解了。

专业人员还在继续工作。费城医院的一位女医生说，如果留下来她一定会死，于是就逃走了。但这种情况只是少数。医生死了，其他人还在继续。护士死了，其他人还在工作。费城医院有从维萨来的20名学生护士，已经死了2名，但其他人“一直工作得非常勤勉……他们说他们会更加努力地工作”[22]。

别的专业人员也在工作。警察们的表现十分英勇，而在流行病到来之前，他们看起来总像是一支效忠于瓦雷集团的私人军队。当海军打击其驻地旁的卖淫行为时，警察无所事事。然而，当警察局接到需要4名志愿者帮助“从床上搬运尸体，并把它们放入棺材，抬上运输车”[23]的命令，并且得知许多尸体已经腐烂的情况时，仍有118名警员前来响应。

但是，市民一般已经停止了支援，许多妇女已经向急救医院报告要求换班，她们再也没有回来，有些人在换班的过程中就消失了。10月16日，费城最大一家医院的护士长对顾问委员会说：“病房内的志愿者毫无用处……他们都很害怕，有很多人报名当志愿者，可是拒绝做任何与病人有关的事。”[24]

即使在志愿者不用和病人接触的地方——比如厨房——情况也好不了多少，马丁夫人的口气最终变得痛苦而轻蔑：“数百名妇女作壁上观……她们还梦想自己是仁慈天使，而且虚幻地臆想自己具有伟大的牺牲精神。现在似乎什么都不能唤醒她们。她们都知道，有些家庭里的所有人都得了病，因为没人为他们做饭，孩子们几乎快要饿死了。死亡率这么高，她们还是踌躇不前。”[25]在急救医院做志愿者的苏珊娜·特纳（Susanna Turner）留了下来，每天都去医院工作，她记得：“人们内心的恐惧使他们畏首畏尾……他们害怕出门，害怕做任何事……你只是天天苟活，做必须做的事，根本不考虑未来……如果你向邻居求助，他们不会帮你，因为他们不想冒险。如果他们家还没有人生病，他们绝不想把病带进来……人们不像平时那样有善心，会在别人生病的时候施以援手，那时他们只顾着自己。

那真是一个被恐惧击垮的年代。”[26]那时的专业人员才是英雄。医生、护士，还有医学院学生、学生护士，他们面临着大批人的死亡，但毫不退缩。还有其他一些人。艾拉·托马斯（Ira Thomas）是费城运动队的棒球接球手。在克劳德“要么工作，要么战斗”的命令下，棒球赛季被缩短了，因为运动被视为可有可无的工作。托马斯的妻子身高近两米，大骨架，很健壮，他们没有孩子。托马斯日复一日地用自己的车把病人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