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上、储藏室中、角落里甚至床上。孩子们从大人们身边悄悄溜过去，盯着那些尸体，去碰碰他们；有的妻子躺在死去的丈夫身边，不愿与他分离。秋老虎尚未离去，这些冰冷的尸体时刻提醒着人们死亡的存在，让人们感到惊骇或悲恸。亡魂久久不散，恐惧压抑着整个城市，人人自危。最终，费城得尽其所能去赶上尸体出现的速度。

克鲁森派警察清理每家每户放置超过一天的尸体，将它们堆放在巡逻车上。但警察们的工作跟不上死亡的速度，他们被远远抛在了后面。

警察带着可怕的外科手术口罩，人们避之唯恐不及，但这种口罩对病毒不起任何作用，到10月中旬，已有33名警察病死，之后还有更多罹难者。克鲁森在第二十街和坎布里奇大街处的冷藏厂开设了一个“编外停尸房”，后来又设立了5个这样的停尸房，他还向军队的尸体防腐人员求助。佩珀和马丁则说服生产有轨电车的布里尔公司做了数千个简易箱子当棺材，他们聚集起防腐学校的学生和从150公里以外赶来的殡仪人员。铁路运来了更多的棺材，由持枪人员看守。

接下来就是挖掘墓地。由死者家属拿起铁铲挖土，汗水、泪水夹着尘土顺着脸颊流淌，因为掘墓者已经罢工。费城官方年报中记录着：“由于尸体已经腐烂，承办殡仪事务的已找不到愿意搬运尸体的人。”[10]安娜·拉文的姑妈去世时，“尸体运到墓地，爸爸带着我和一个也得了流感的男孩，他裹着毯子——我爸爸抱着他——到墓地为死者作祷告……家人不得不亲自挖掘坟墓，这实在太糟糕了”[11]。

佩珀和马丁每天支付给愿意处理尸体的人10美元，但这还不够，尸体堆积如山呢！神学院的学生自愿帮忙挖掘坟墓，但仍跟不上速度。城市和大主教辖区的人员转而借助于施工设备，用蒸汽铲挖掘壕沟当做集体坟墓。殡仪工多诺霍说：“他们把蒸汽铲运入圣十字公墓后开始挖掘……然后他们把棺材一具具运进来，按照义务就在壕沟旁作祷告，再把棺材排列起来，一个挨着一个放进去，这就是他们为每家料理后事的过程。”[12]

那些曾让一个个家庭泣不成声的尸体，那些在太平间堆叠成患的尸体，终于入土为安。

数周前刚刚就任的大主教多尔蒂（Denis Dougherty）——后来他成了那个大主教辖区的第一位红衣主教——派牧师到各个街区去帮助搬运尸体，他们加入到了警察和其他一些也在做这些事情的勇敢的人当中。

他们有时用卡车收集尸体，“死人太多了，有关人员告诉人们找个木箱装上尸体，放在前门廊上”[13]。费雷尔（Harriet Ferrell）回忆道：“一辆敞篷卡车穿越小区，沿路收集那些尸体。车上已经无处可放，一点空间都不剩了。”

有时，他们还用四轮马车来收集尸体。埃普（Selma Epp）的兄弟丹尼尔（Daniel）死了，“尸体被放在这些马拉的车上，我的姑妈眼睁睁地看着那些马车过来，丹尼尔就放在那上面。每个人都已虚弱得无法抗议，那车上没有一副棺材，死去的人就用麻袋布裹着，车上一个摞着一个，然后马拉着车就把他们带走了”[14]。

看见那些载着尸体的卡车和马车（裹着布的尸体胡乱压在其他尸体上，胳膊、腿伸在外面，运往墓地后成堆地埋在壕沟里），或是听见哀悼者的恸哭及对死者的召唤，无论谁都会不由自主想起另一场瘟疫——那场中世纪的瘟疫。

通过初步的努力，整个城市似乎开始注入新的力量，能够有力地、勇敢地应对，领导部门及各种机构似乎也都已就位了。

但是，流行病并没有减弱，至少就流感的状况而言，街道清洁工作没有收到任何成效。验尸官——瓦雷集团的人——责怪由于政府禁售酒精饮料而使死亡率逐渐增长，他声称酒精是对付流感的最好的处理手段。

几乎每家都有人生病，人们开始回避和他人谈话，万不得已时就别过头去，相互隔离。电信局加剧了人们之间的隔离。由于有1800名员工不能工作，电信局只准许人们拨打急救电话，接线员随机听取电话，把那些拨打日常电话的线路切断。隔离加剧了恐怖感。克利福德·亚当斯回忆道：“他们禁止人们交流、上教堂，还关闭了学校……关闭了所有的酒吧……死寂一片。”[15]很可能有50万——或者更多的——费城人得了病，但无法得到更准确的统计。尽管新颁法规要求报告病例，但医生们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他们根本没时间给所有病人看病，护士也一样，所以根本无法进行统计了。

人们需要帮助。尽管急救部门、国防委员会和红十字会竭尽所能，但人们还是无法得到帮助。

《费城问询报》用大字标题写道：“科学的护理能够控制流感。”[16]然而，没有护士。

在某个派遣护士组织的日志中有一段未加标记的话：“接到的求助电话：2955个，没能提供服务的电话：2758个”。注意：接到的求助电话是2955个，没能提供服务的电话是2758个！[17]这份报告还指出，那些数字——93%未得到帮助，7%得到了帮助——还是保守的说法，因为“‘接到的电话’……并不代表需要护士的数量，许多电话都是需要几个护士到同一个地方去，还有两个电话分别需要50名护士”。

人们迫切需要护士。对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