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这个城市最重要的民间社会机构。

几乎所有的社会机构都由女性管理。这些女性富有智慧和能力，行事干练，出身中上流社会，却被除慈善之外的所有事务拒之门外。市长建立了一个妇女社会委员会以应对突发事件，其中包括佩珀的妻子和约翰·沃纳梅克（John Wanamaker）夫人；爱德华·施托特斯伯里（Edward Stotesbury）夫人，其丈夫是费城首屈一指的银行家、德雷克斯勒商号(1)的负责人；还有市民俱乐部的部长爱德华·比德尔（Edward Biddle）夫人，她的丈夫是第一美国银行创立者尼古拉斯·比德尔（Nicholas Biddle）的后裔。对其死对头安德鲁·杰克逊而言，美国银行代表了这个国家罪恶的金钱势力。这些女性对瓦雷集团不屑一顾，她们之前进行合作只是为了表现战时的团结。由于市府官员对流感什么都不管，她们便辞去了职务，实际上也就是解散了委员会。伊丽莎白在给市长的信中写道：“您的委员会没什么实际目标……因此我不想再同它有什么瓜葛了。”[2]

现在，佩珀、马丁家族以及他们的同僚已经接替了费城市政府的部分责任。10月7日，他们将几十家私营团体的领导召集到位于沃尔纳特街1428号的紧急援助中心总部，该总部由妇女们管理，佩珀从旁辅助。

为了出售战争债券，她们几乎已经发动了整个城市，深入到每个街区，寻找每个居民区的所有女性，“无论她是何种国籍，都可以是合格的领导者”——如爱尔兰居住区的爱尔兰妇女、非洲裔美国人居民区的非洲裔美国妇女，诸如此类。

他们打算通过紧急援助组织[3]来分配从医护到食物的一切东西，打算为这场混乱和恐慌注入组织与领导思想。费城的红十字会与别处不同，它愿为这个更大规模的紧急援助组织出一份力。于是，该组织与红十字会协力呼吁护士们的加入，他们宣传说：“仅是费城的单日死亡数就比整个驻法美军的单日死亡人数要多。”[4]宾州国防委员会已汇总了一份本州医生的完整名单，包括那些还没有实际经验的人。马丁的特别委员会急切地向名单上的每位医生求助。

委员会有的是钱，并且还能拿到更多的钱来支付医生的报酬。它在麦桥百货公司里设立了一排24小时电话(2)，电话费则由百货公司捐助；报纸和布告鼓励人们拨打24小时热线“菲尔贝特100”咨询信息和转诊介绍。

它把已关闭的公立学校食堂变成救济难民的流动厨房，为成千上万病得不能煮饭的人准备食物。为了节省时间，它将整个城市划成7个区域，按照地理位置来指派医生，这意味着这些医生不能给自己的病人看病了。

与此同时，它也向愿来服务的志愿者敞开大门。有近500人愿意提供私家车作救护车，或给医生当司机——他们可以拿到比其他车辆优先通行的绿色旗子。此外，自由公债运动的组织者援助了400辆车。数千人向紧急援助总部打电话，表示愿意做些需要做的事情。

克鲁森没有参加这些私营团体10月7日的集会，在此之前他的行动总是慢一拍，现在他有所改变了。也许是那些生命的逝去最终令他动容，也许是其他人来主持大局使他按捺不住了。不过，他似乎突然对瓦雷集团、战争债券、官僚政治抑或权力之争都失去了兴趣，而只想中止这场疾病。

克鲁森将支配所有护士（整个城市约有数百人）的权力让了出来。[5]虽然有悖于城市宪章，他还是扣押了100 000美元紧急资金和另外25 000美元战争紧急资金，用于支援急救医院以及雇用医生，付给他们高于公共卫生部两倍的薪水。他将这些医生派往费城南部各个警察局，那是最难触及的地方。他还给陆军和海军发电报，要求在流感减轻之前不要征召费城医生入伍，还要求允许那些已被征召但尚未报到的医生留在费城，因为“上周的死亡率创下了本市历史新高”[6]。

美国公共卫生部在费城没什么势力，也无所作为。布卢在这场灾难中为这座城市所做的唯一一件事是致电海军公共卫生部部长，请他们“大力支持”[7]克鲁森的请求，那些死亡人数远比布卢的话更有说服力。军队同意了，让费城留着自己的医生。

克鲁森还清理了街道，费城南部的街道散发着腐物和粪便的恶臭。

肮脏的街道本身就与疾病相关，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都将之视若公理。

最现代的公共卫生专家——普罗维登斯的蔡平和纽约的比格斯等——却坚决抵制这种观念。但是，《大众纪事报》于10月10日在头版刊发了安德斯博士的言论：“肮脏的街道和残留的垃圾成了细菌充斥和疾病滋生的温床，[8]然后随着狂风而四散——这就是造成此次骇人的流感的最大原因。”[9]之前他曾警告过人们，自由公债游行会将流感病毒传播开来，但被新闻界忽视了。

于是，克鲁森安排了卡车和人手，每天派人喷水，派清道夫打扫。

这是瓦雷集团白拿了好多钱却从未做过的事情。克鲁森、急救部门和天主教教堂集结起来，还要做一件最重要的事——开始清理尸体。

尸体堆在殡仪馆，占据了每一寸空地，并向住宅蔓延；医院太平间里的尸体放满了走廊；市停尸房里的尸体则已经漫到街道上去了。很多尸体被退回家，搁在走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