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在曲解的情况下，自然也不会撒谎，也不会得出一个稳定的、可重复的结果，除非事实就是如此。但是如果被太过曲解，自然也会误导人们；它会承认有些事情只在一些特殊情况下——研究者在实验室创造的条件——是真实的。这样的事实是人造的，是一个实验事实。
科学的一个关键之处是工作是否可重复。其他实验室的人做同样的实验得到了同样的结果，这样的结果才可靠到能作为他人进一步工作的基础。而最该谴责的是草草处理一个“不可重复的”发现，由此引发的问题不仅是能力上的，而且是职业道德上的。
然而，如果一个可重复的结果来自对自然的曲解，它就没有用处。
一个有用的结果不仅是可重复的，还必须……可能该叫做可拓展的。人们必须有能力扩展这个结果，探索它、从中学到更多，并能以此为基础建立结构。
这些发现在事后都很容易辨别，但当时人们怎么知道何时该坚持、何时该继续尝试实验工作、何时又该做调整、何时该最终放弃错误的或以现有技术无法解决的思路呢？
人们又如何知道何时该做何种工作呢？
这个问题是一个判断力的问题。科学上的区分因素不是智力而是判断力，也许只是简单的运气问题。斯滕伯格没有继续其肺炎球菌的发现，也没有继续其白细胞吞噬细菌的发现，因为这样做将使其偏离对黄热病的研究，而当时他对黄热病的研究还未成功。以他的能力，倘若他将注意力置于其他两个发现中的任何一个，他的名字将被广为熟知而不是被科学史所淡忘。
判断是如此之难，因为一个阴性结果并不意味着假设错误。10个或100个也同样不能说明问题。埃尔利希相信“神奇子弹”的存在，即化合物能治愈疾病。他的推理引导他尝试用某个化合物对付对应的某种感染。他一共尝试了900多种化合物。每一次实验都是满怀希望地开始，小心翼翼地进行，结果均以失败告终。最后，他终于发现了奏效的化合物。他的结果不但催生了治疗感染的第一种化学药物，还确立了一条引导成千上万同行的推理路线。
人们如何知道自己已经知道了呢？当人们已经唾手可得时却不自知，那就只能靠试验了。
赫胥黎建议：“的确，有时需要遵从指导，有时又需要进行各种风险尝试。”[8]里弗斯是军队肺炎调查团中一个来自霍普金斯的年轻人，他后来——只是几年后——定义了病毒和细菌的区别，成为世界杰出的病毒学家之一，并继科尔之后担任洛克菲勒研究所医院的院长。他以洛克菲勒的两位同事萨宾（Albert Sabin）和奥利茨基（Peter Olitsky）为例，说明人要知道自己已经知道有多么困难。里弗斯回忆道，萨宾和奥利茨基“证明脊髓灰质炎病毒只存活于神经组织。完美的工作，令人心悦诚服。每个人都相信这一结论”。
每个人都相信这一结论[9]——更确切地说，除了恩德斯（John Enders）之外。恩德斯因在其他组织中培养出了脊髓灰质炎病毒获得了诺贝尔奖，这项工作使人们可以直接得到脊髓灰质炎疫苗。而萨宾和奥利茨基研究的这个病毒已在实验室使用了很长时间，已产生了突变，似乎只会在神经组织上生长。萨宾的职业生涯几乎因这个失误而毁于一旦，但他继续开发了最好的脊髓灰质炎疫苗；奥利茨基做得也非常好。
然而，假设恩德斯坚持自己的直觉而发现自己是错误的，那么他大部分的职业生涯就会白白虚掷。
菲佛坚信自己已经找到了流感的发病原因及致病因子。他自信满满，甚至已将其命名为流感杆菌。他卓有成就，地位仅次于巴斯德、科赫和埃尔利希。诚然，他比战前任何一个美国科学家的名望都要高。谁会向他发起挑战呢？
他的名望使他的发现具有相当的分量。全世界许许多多科学家相信他的结论。事实上，一些人将之视作公理：没有这种细菌就不会有流感。“由于这些病例中没有找到流感杆菌”[10]，一位欧洲研究者如是作出结论，因此这种疾病“不是流感”。
从18世纪末起，“科赫法则”一直是医学界公认的证明微生物与疾病关系的铁律，即：1. 在同样的特定疾病中能发现同一微生物；2. 能从特定疾病中分离出纯培养的微生物；3. 这种纯培养的微生物接种易感动物可以引起相同的疾病；4. 能从实验动物中重新获得微生物。——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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