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们需要分离出病原体。他们最先要回答的一个问题，也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几乎可以说是唯一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导致了这种疾病？

25年前，菲佛就相信自己已经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他曾是科赫研究所最有才华的学生之一，是柏林传染病研究所的科学主管，也是一名德军上将。1918年他已经60岁，变得有点傲慢了。纵观其职业生涯，他参与过一些重大医学问题的研究，并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无论用什么标准来衡量他都堪称巨擘。

1889—1890年流感大流行期间及其后——1918—1919年除外，是近三个世纪中流感最严重的时期——菲佛一直在探究着病因。虽然取自流感病人的细菌形态时常略有不同，他还是细致而艰苦地从流感病人身上分离出了微小而细长的、两端圆形的杆状细菌。他发现，这种细菌是单一存在的生物体形态，并且“数目惊人”[6]。

虽然这种病菌具有致人于死地的能力，但它在动物身上引发的疾病与人类流感并不十分相似。因此，有人就以不符合“科赫法则”(1)来反对它。然而，人类病原体通常不会令动物致病，或者不会在它们身上引发不同症状，而且很多病原体虽不完全符合科赫法则但也已被公认为致病原因了。

菲佛确信自己已经找到流感的病因了，[7]他甚至命名了这种细菌——流感杆菌。今天，这种细菌被称为流感嗜血杆菌（Hemophilus influenzae）。

这种病菌在科学界很快就以“菲佛氏杆菌”而闻名，也带给了菲佛理所当然的名誉，几乎没人怀疑这个发现的正确性。

确定是力量之源。确定能给人藉以依赖的东西，而不确定则使人软弱。不确定若不令人畏惧也会使人犹豫，即使行走在正确的方向上，战战兢兢的步伐也是无法跨越重大障碍的。

成为一名科学家不仅需要智慧和好奇心，而且需要激情、耐心、创造力、自足和大无畏精神。不是无畏地闯入未知领域，而是敢于接受——事实上是拥抱——不确定。正如19世纪法国伟大的生理学家伯纳尔所言：“科学教我们怀疑。”

一名科学家必须接受一个事实：他（或她）所有的工作，甚至是信念，可能会因一个独立的实验室发现而崩解。就像爱因斯坦在自己的预言被检验之前一直拒绝接受自己的理论一样，一个人必须寻求这样的发现。说到底，一名科学家能相信的就只有探求知识的过程。为了积极有力地前行——即使面对的是不确定——需要比不怕牺牲更甚的信心和力量。

所有真正的科学家都是冲在前沿的。他们中哪怕最没野心的也在涉足未知领域，只要能超越已知；最出色的则深入对他们来说知之甚少的空白领域，而能用来扫除这片空白领域里的迷雾并厘清其脉络的技术工具偏偏并不存在。他们在那里进行训练有素的探究；单单前行一步就能使他们透过窥镜观察到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只要他们有几分正确，他们的探测就如同结晶一样，促使混沌趋于有序，进而出现形状、结构和趋势。当然，单单一步也可能使人走入死胡同。

在这一空白领域，科学家必须创造……一切！这是一项艰苦而乏味的工作，首先要判断需要哪些工具，然后才能制造它们。铁铲可用来挖土但无法穿透岩石；那么用鹤嘴锄好还是炸药好呢——而炸药是否毫无选择地破坏一切呢？如果岩石很难穿透，而炸药可能破坏岩石本貌，有没有另一种方法可以得到岩石的信息呢？有一条溪流穿过岩石，可否通过分析穿过岩石的水来揭示有用的信息呢？又该如何进行分析呢？

最终，如果研究者取得成功，就会有大量的同行在这条小路的基础上铺设大路，这些道路有序而平直，后来者只需几分钟就可以抵达前人花几个月甚至几年才能到达的地方。还能购买到理想的工具，就像现在能通过供应商定购实验用小鼠一样。

不是所有的科学研究者都能够自如地应付不确定性，那些能够应付的研究者也可能不具备足够的创新能力来理解和设计实验去阐明某个问题——知道在何处以及如何去观察。另一些人则可能缺乏坚持的信心。

实验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见效的。尽管做了设计和准备工作，实验——尤其是在最初，当人们基于合理猜测而着手实验时——很少能得到想要的结果，而研究者却必须让实验见效。可是，由于知之愈少，研究者需要操控的东西就愈多，甚至强迫着实验得出一个答案。

这就可能导致另一个问题：人们如何知道自己已经知道了呢？接下来这又会带来更多实际问题：人们如何知道何时该继续推进实验呢？又如何知道何时该放弃某个线索（比如一个错误迹象）呢？

对事实感兴趣的人从不会曲解数据本身，但一名科学家能够（也应当）对实验加以拷问而得到数据，进而得到结果，这在研究一个新领域时尤为重要。一个科学家能够（也应当）寻求任何方法来解答一个问题：如果用小鼠、豚鼠和兔子不能获得一个满意的答案，那就用狗、猪、猫和猴子试试看吧。如果某个实验显露出能得到某个结果的迹象，如信息基线上最为微小的波动，科学家就能聚焦在这个波动上而设计下一步实验，为得到尽可能多的此类波动创造条件，直到这些波动一致并具有意义，或者证明起初的那个波动只是无意义的随机扰动。

这样的操作有一些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