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素研究方面与德国同行竞争过）领导着巴斯德研究所的工作。英国阿姆洛斯·赖特的实验室里几乎每个人都在研究流感，包括弗莱明(1)（Alexander Fleming），不久之后他发现了青霉素并将其首次应用于研究菲佛所称的流感杆菌上。在德国、意大利，甚至在因革命而分裂的俄国，孤注一掷的研究者们都在寻找答案。

但是，这些实验室在1918年秋天之前只能发挥很小的作用。研究方向被扭转，集中于战争、毒气或毒气防御措施、预防伤口感染、预防使战斗力下降的疾病（如“战壕热”，一种与斑疹伤寒有关的传染病，其本身并不严重，但是比其他疾病更能削弱战斗力）。实验动物变得愈发短缺，军方要利用它们进行毒气试验或类似的目的。战争像一个无底洞，不断将技术人员和年轻研究人员卷入其中。

欧洲和美国的实验室都受到影响，但欧洲遭受的损失要大得多。他们的工作不仅受人员短缺所限，而且从取暖用的煤到买培养皿的资金，样样都很匮乏。美国人至少还有这些资源。况且，即便美国的研究人员数量上仍落后于欧洲，但质量上已绝不再比欧洲的差了。洛克菲勒研究所也许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好的研究所，在那里工作的为数不多的几位科学家中，当时已有一位获得了诺贝尔奖，还有两位后来也获此殊荣。在最相关的领域（肺炎研究）中，洛克菲勒研究所毫无疑问已遥遥领先于全世界，而且在美国做着这些世界级工作的也并不只有洛克菲勒的科学家。

对韦尔奇、密歇根大学的沃恩、哈佛的查尔斯·艾略特、宾大的威廉·佩珀以及其他几位努力推动变革的同行来说，他们取得了成功。他们改变了美国医学，即使那场改革仅仅开始，才刚刚上升到欧洲的水平，新近的转变已赋予其蓬勃的生命力。而且，可以这样说，这个国家还未像欧洲那样民疲财尽，它并未流露出一丝倦态。

当流感的魔爪伸向全国并开始蹂躏生命之时，几乎每个恪守职责的医学科学家——以及一些自认为爱好科学的普通医生——都在寻找治疗方法。他们决意证明科学是可以创造奇迹的。

说实话，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水平有限，毫无成功解决这一问题的希望。不过，他们至少努力了。他们进行了无畏的尝试，这需要的不仅仅是科学研究的能力，还要有身体力行的勇气。他们在死者和垂死者中穿行，将棉签伸入已病入膏肓的病人口内和鼻腔中；他们浸淫在解剖间的血液中，对尸体进行深入的研究，努力从棉签擦拭物、血液和组织中培养这个杀死人数多得史无前例的病原体。

这些研究者中有一些——可能就那么几十个人——是足够聪明、足够有创造力、足够有学识、足够熟练，也掌握了足够资源的，他们所做的事情并非徒劳，他们来对抗这种疾病至少有成功的希望。

在波士顿，罗西瑙和基根继续在实验室研究这种疾病。陆军肺炎委员会的大多数人受命去了阿肯色州的派克军营（当时韦尔奇正抵达德文斯军营），在那里开始研究“一种新型支气管肺炎”[1]。韦尔奇带去德文斯的洛克菲勒小组已返回纽约继续研究，玛莎·沃尔斯坦（Martha Wollstein，一位受人尊敬的细菌学家，同洛克菲勒研究所合作过）加入了小组。自1905年起，她就开始研究流感杆菌了。芝加哥的传染病纪念研究所的赫克通投入了这项工作。梅约医学中心的罗斯诺（E. C.

Rosenow）也在做相同的事。唯一的非军方政府研究机构，即公共卫生部的卫生学实验室及其主任麦科伊（George McCoy）也参与进来了。

在美国所有进行这项研究的人中，最重要的也许就是洛克菲勒的埃弗里、纽约市公共卫生部的帕克和安娜·威廉斯以及费城的刘易斯等人了。

他们各自都有一种解决问题的独特风格，一种搞科研的独特方式。

对帕克和威廉斯而言，这项工作就像处理重大危机中的事务一样近乎例行公事。尽管他们对流感研究如何沿正确道路前行会有所帮助，但就个人意义上看，他们的努力不会对自己的生活产生任何影响。对埃弗里而言，这项工作为他确定了一个将为之奋斗几十年的研究方向。这几十年间，先行到来的将是巨大的挫折，但随之而来的会是重大的发现(2)——事实上，正是这项发现开启了一扇通往一个领域的大门，直到现在人们也才刚刚开始探索这个领域。对刘易斯而言——虽然他当时可能还不知道——他在流感上的工作是他生命的一个转折点，这将导致一个巨大的悲剧，对科学、对他的家庭以及他自己而言都是如此。

对纽约市公共卫生部实验处而言，现在还不是正面对抗这个严重威胁的时候。威廉斯就在帕克领导的局里工作。他们面临一个特殊的问题：纽约市的政治。

1918年1月1日，坦慕尼协会收回了对这个城市的控制权。首先是官员的委任。创建公共卫生部的元老比格斯一年前已离职担任州卫生委员。比格斯并未受到影响，因为他拉拢了坦慕尼协会的一名高层领导，这名领导在坦慕尼协会前的掌权时期庇护着整个卫生部。然而，比格斯的继任者并无这种特权。海兰（John Hylan）市长在坦慕尼协会控制城市两周后撤换了他，但卫生部的大部分职位不在其任命权范围内。于是，为了制造空缺，坦慕尼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