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到位于东六十五街的母亲家里。他在那儿卧床数周，病重到甚至无法和他最亲近的顾问豪（Louis Howe）说话，而后者几乎每过一小时就要和罗斯福的医生联系一次。

在接下来的几周内，“海怪”号和其他运兵舰向欧洲输送了约10万士兵，这一趟趟的横渡酷似火车运送3100人从格兰特军营到汉考克军营去的情况——它们都成了死亡之渡。

尽管军队对医疗部门反映的大部分请求视若无睹，但还是在出海前调走了所有出现流感症状的人。为了将流感限制在船上，士兵们被隔离起来，并有军警持枪加强监控——“海怪”号上就配备了432名军警。士兵们被封闭在船上一个个分隔的区域内，封闭在紧锁的甚至不透水的门后，他们挤在狭窄的角落里，除了躺在铺位上或者在一点小空地上掷骰子、玩扑克外，几乎无事可干。他们害怕被潜艇攻击，一到晚上人们就紧闭舷窗，即使在白天，紧闭的大门和拥挤的人群也使通风系统形同虚设。不许到甲板上去接触户外，数百人的汗味和体臭——每个房间基本上要容纳400人——在封闭的小空间里很快变成恶臭。各种声音在钢床、钢地板、钢墙、钢天花板间回响。他们简直就像笼中的动物一样活着，慢慢发展成了幽闭恐惧症，神经始终紧绷着。然而，这至少是安全的——他们这样认为。

将人分成隔离组的安排有一大缺陷。他们需要吃饭。这群人在吃饭时是混在一起的，他们呼吸着相同的空气，他们的手会接触到自己的嘴和几分钟前别人刚刚摸过的桌子，还有门。

尽管在离开之前出现流感症状的人都没有上船，离港后48小时内被流感击倒的士兵和水手还是挤满了医务室。病床上一个挤一个，到处都是病人，咳嗽、出血、神志不清，一房又一房的健康者渐渐地变成了病人。护士们也病倒了，恐怖随之降临。

佛蒙特州第57团团长吉布森（Gibson）上校记录了他们团在“海怪”号上的经历：“船上挤满了人……当时的环境使流感以极快的速度扩散……病人的数目急剧增长，华盛顿方面清楚当时的情况，但那时协约国军队求人若渴，我们不得不继续前行，而不计可能为之付出的巨大代价……很多医生和护士都生病了，所有尚能工作的医护人员都苦苦支撑，到了极限。没有见过那时夜间情景的人是绝对无法想象的……受到惊吓的呻吟和哭泣混杂着患者求救的呼声，看起来就是真正的人间地狱。”[7]

其他船上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地板上到处是出血病人的斑斑血迹，健康者踩着走过去，[8]弄得甲板上湿滑不堪。最后，医务室的房间不够用了，临时房间也不够用了，某段时间里，医护兵和护士不得不将病人抬到甲板上去，他们在那一躺就是几天。当时在“大不列颠”号上的华莱士（Robert Wallace）记得，他们躺在甲板上时遭遇到暴风雨，船不停地摇晃，海水冲刷着排水孔，冲刷着他们的身体。他们浑身都湿透了，衣服、毯子也都湿透了，这令他们不停地咳嗽，唾沫四溅。每天早上勤务兵都要搬走好多具尸体。[9]最初，每死亡一人还会间隔数小时。“海怪”号的日志上写着：“下午12:45，汤普森（Thompson）、4252473号士兵、厄尔（Earl），未知连，死于船上……下午3:35，士兵奥里德（O Reeder）因大叶性肺炎死于船上……”[10]离开纽约一周之后，值日官不再费力记下“死于船上”，也不再费心鉴定死者属于军队哪个部门，更不再费事记录死因，而仅仅记下一个名字加上一个时间：凌晨2:00有两个名字，2:02又一个，2:15又有两个，整晚都是如此，日志上的每个符号都是对死亡人数的简单重复。到第二天早上，7:56死亡一人，8:10一人，8:10又一人，8:25一人。

海上葬礼开始了。没过多久，与其说这是葬礼，更不如说变成了大扫除。甲板上尸体一具挨着一具，说几句话，念一个名字，一具尸体就从船上落入大海里。“威廉敏娜”号（Wilhelmina）上的一名士兵注视着从他们护航的“格兰特”号抛下一具具尸体，没入浪花中，“我承认我感觉喉头哽咽，几乎要潸然泪下。就这样成了海底的孤魂野鬼，这种死亡的形式实在太糟糕了”。[11]运兵船变成了漂流着的棺材。此时法国虽未达到美国军营里的那种程度，但流感也在慢慢瓦解着军队。10月下旬，在默兹—阿尔贡战役期间——那是整场战争里美国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场进攻，第三师因流感而撤出前线的人比因伤撤出的人还要多。[12]（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军队人数差不多，但欧洲国家死于流感的人数仅有美国的一半。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前线士兵接触到早期较温和的流感病毒，因此产生了部分免疫力。）一位军医在10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由于流感，“一些医院甚至根本不开门，114号战地转运医院里没有任何医官，却有数百名垂死的肺炎患者”[13]。

运送那些亟需治疗的人到战场上去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那一趟趟航行究竟令多少士兵丧命已无从计算，况且还有无数在船上感染而到岸上才死去的人。能知道的是，每一人死去至少对应有四五个人病重得数周之内都没有任何行动能力。这些人在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