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了杀戮而战。要战斗，你必须残忍无情。他说，武力！他命令着，把武力用到极限！不给武力加任何限制！正义和成功的武力将成为世界的绝对法则，会将所有自私的统治打倒在地。

自由公债集会的残暴和愤怒毫无中止之意，煤矿和造船厂狂热的生产压力从来不曾松懈，社论和新闻也从未有过停顿，激励着人们坚决要求德国完全、彻底地投降，所有这些都有着威尔逊意志的影子，尤其是在政府内部，一切都从未停止过。与之前所言不同，威尔逊要施加影响，竭尽全力地施加影响——动用整个国家的力量——来大获全胜。

如果连对和平的期望都不能令威尔逊和他的政府回心转意，那他们就更不可能被一种病毒动摇了。美国政府不情愿、无力、或者说彻底地拒绝转移目标，将导致更多的人死亡。关于那场疾病，威尔逊未对公众作出任何解释，政府的重心也不会转移。对流感受害人的救济得不到食品署、燃料署或铁道署的一点支持。无论是白宫，还是任何高级管理层，都不会出面予以领导，也不会做出任何确定重点、协调卫生福利工作的尝试或是下放资源的举动。

军队（尤其是陆军）将直接面临病毒的威胁。戈加斯已经尽其所能、尽任何人所能来为紧急情况作准备，但军队没有给予平民任何支援。相反，它甚至动用了更多的民间资源。

就在韦尔奇踏出德文斯营尸体解剖室、致电戈加斯办公室的当天，他的警示报告就已送达参谋长，强烈要求：除非有绝对的必要，否则必须停止任何人员的转移，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从已受感染的军营中转移人员。该警告称：德文斯营的死亡人数很可能将超过500……德文斯营的情况很可能在其他大军营中重演……新兵十有八九会染病。

戈加斯的上级无视这则警告。不管怎么样，军营之间的来往仍在继续；直到数周之后，随着一个个军营的瘫痪，毫不夸张地说，是当垂死或者已死的士兵达到数万名时，军队才有些调整。

尽管如此，有一个人的确起了作用。9月26日，虽然还有很多训练营尚未出现流感病例，克劳德司令取消了下一批征兵（在这之后的一批征兵也被其取消了）。这次征兵原先是要安排142 000人到军营中的。

这真是大胆的一步！克劳德不顾统领美国远征军的潘兴（John J.

Pershing）将军尚未消退的欲望，为人类做了件好事。在法国，潘兴正在奋力作战，同一天早些时候还大举进攻了默兹—阿尔贡地区。当美国人跳出战壕开始猛攻时，德国人早就阵脚大乱了。命令手下投降的德军将领冯·加尔维茨（Max von Gallwitz）在官方记录中写道：“我们再也没有烦恼了。”[2]

不管怎么样，克劳德的当机立断很可能拯救了数千条生命，但他取消征兵不是为了拯救生命。他这么做只是因为他意识到这是一场让人无力抵抗的疾病，会制造混乱，将军营搅个天翻地覆。疾病过去前将不再有训练。他相信让更多的新兵卷入这场混乱只会使混乱更甚，延误秩序的恢复及士兵的训练。在《大教堂谋杀案》（Murder in the Cathedral）中，T·S·艾略特（T. S. Eliot）称之为“最大的背信弃义：以错误的理由去做正确的事情”。那些因克劳德而保住性命的人也许并不会赞成他的观点。

然而，克劳德的决定以及戈加斯领导的军医团队所作的努力，是联邦政府反应中仅有的亮点，其他的军方决策都没这么好。潘兴不断要求征募新兵以代替阵亡或负伤的人，代替因流感而死或还在恢复的人，或者仅仅是代替前线那些需要换哨的人。协约国所有国家都迫切需要美国的生力军。

军队必须决定在流感期间是否继续向法国输送士兵，他们知道代价是什么。这一点军方心知肚明。

9月19日，戈加斯还在欧洲，美军公共卫生部代理部长理查德致信美军司令官马奇（Peyton March）将军，规劝他：“已经染病或者接触过疾病的部队不得赴海外服役，直到疾病在该部队内自然消除为止。”[3]马奇表示收到了戈加斯部门的警告，但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弗吉尼亚州纽波特纽斯装载港的总医官重申了——更为强调地——这项警告：“[运兵舰上的]情况如同一个火药库，对未受到前次[流感]发作保护的士兵而言，火星迟早会引发大火。而受到前次疾病发作保护的军队就好比火药库中的火药已被移走一样安全。”[4]马奇依旧视若无睹。戈加斯部门极力主张，前往海外的军队要么在离开前隔离检疫一周，[5]要么避免船上过度拥挤，但马奇什么也没做。

与此同时，“海怪”号（Leviathan）正在装载兵员。“海怪”号曾经是德国客运舰的骄傲，当时叫“祖国”号（Vaterland），是世界上最大的船，同时也是所属种类中速度最快的船之一。美国刚参战时它正停靠在纽约，船长不忍心破坏或凿沉这艘船。因而在所有被美国征用的德国船只中，它是唯一没有遭到破坏的。9月中旬，在从法国返航的途中，有数名船员及乘客死于流感，被葬入大海。其他人到达纽约后开始生病，其中包括海军部长助理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他是被担架抬上岸的，[6]然后被救护车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