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电话：一个打给哈佛的一位病理学家，请他来指导进一步的解剖工作；一个打给戈加斯办公室，警示流行病即将到来；还有一个打给了洛克菲勒研究所的埃弗里，让他乘下一班火车从纽约赶来。韦尔奇希望埃弗里能鉴定导致德文斯营士兵死亡的病原体。

埃弗里立即离开实验室，穿过几个街区走回家换衣服，然后就去了宾夕法尼亚车站，那是一座宏伟高耸的建筑。火车穿过康涅狄格州的乡村，经过一连串的车站——纽黑文、普罗维登斯、波士顿，直至德文斯。一路上他就开始准备，琢磨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方法。

韦尔奇曾经向埃弗里说过自己的担忧：尽管临床症状看起来类似流感，但它可能是一种新的疾病。埃弗里的第一步仍然是寻找流感杆菌的存在，每个人都认为它是流感病因的首要嫌疑犯。埃弗里很了解菲佛氏杆菌，包括它培养起来有多困难，而化学性质又令其难被染色，从而很难在显微镜下的涂片上看到它。这种细菌的化学性质和代谢引起了他的兴趣。他想弄清楚如何让这种细菌生长得更好，如何让它更容易找到，如何让它更容易鉴定。对他来说，做任何事情（包括清洗玻璃器皿）都要追求精确和专业。

那天下午的晚些时候，埃弗里抵达了军营，立即开始在实验室做实验。他几乎完全不受周围混乱的影响。到达验尸房之前，他像韦尔奇、科尔、沃恩、罗素以及调查团的其他成员一样，要跨过地上那些裸露着的或者由血迹斑斑的被单覆盖着的年轻尸体，但他丝毫未受影响。

出师不利，革兰氏染色实验的结果令人困惑。在这个实验中，用结晶紫给细菌染色、碘液媒染、酒精脱色，然后再用一种对比染料染色，最后呈蓝紫色的细菌被称为“革兰氏阳性菌”，反之则为“革兰氏阴性菌”。革兰氏实验的结果就像是证据，证明一个攻击者是清白还是有罪。但这个答案只排除了一部分细菌的嫌疑。

与其他研究者不同，埃弗里并未发现任何革兰氏阴性菌。而流感杆菌是革兰氏阴性菌。这个实验不容置疑地否定了流感杆菌的可能性，也排除了所有革兰氏阴性菌的哪怕一丝一毫的可能性。埃弗里重复了实验，仍未发现革兰氏阴性菌，一个也没有。

不久埃弗里就解开了这个谜团。他发现实验室里所有标识为“酒精”的液体实际上都是水。显然，是士兵们喝完了这些酒精然后以水代之。他重新使用酒精后便得到了预期的实验结果——他发现了革兰氏阴性菌。

埃弗里开始了坚定不移的探索。他从尸体入手，那些人都刚死不久，有些尸体摸上去甚至余温尚存。通过戴着手套的双手，他仍能感觉到依旧温热的肺部及呼吸道上潮湿的海绵质。他找出最明显的感染区域，并从上面切下组织样本，研究脓包，寻找导致死亡的微生物。这个瘦小的男人被年轻士兵的尸体所包围，兴许会有点害怕，但他有勇气。

他也不是在“猎兔”，他对抓兔子可没有兴趣。

几种可能的病原体在涂片上现身了，它们都有可能是杀手。埃弗里需要知道哪一个才是真凶。

埃弗里在德文斯待了很久，好让自己有时间培养细菌。像帕克和刘易斯一样，他最初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但他也发现了菲佛氏杆菌。在实验的30具士兵尸体中，他在22具上发现了流感杆菌，他将这个结果报告了韦尔奇。这时，哈佛病理学家沃尔巴克也应韦尔奇之邀来德文斯营助一臂之力，他发表了更为有力的声明：“每个病例都表明，流感杆菌的纯培养物在很多情况下是来自一个或多个肺叶……而混合培养物（通常和肺炎球菌一起）则来自有显著支气管扩张的地方……因而近期出现的流感杆菌纯培养物通常存在于上叶中。”[1]在《科学》的一篇文章中，另一位令人尊敬的研究者也写道：“病原体被认为是菲佛氏杆菌。”[2]9月27日，韦尔奇、科尔和沃恩从德文斯营致电公共卫生部部长：“已经确定德文斯军营的流感由菲佛氏杆菌引发。”[3]然而，事情并未完全确定，至少对埃弗里来说是这样。尽管他尊敬沃尔巴克，对帕克、威廉斯和刘易斯更是敬重有加——他们几乎在同一时间得到相同的结论，但埃弗里只将结论建立在自己的发现上，而这一发现还未使他自己确信。在7例尸体解剖中，他没有发现任何细菌入侵的迹象，但肺部受损。而且，他在一例中发现了潜在的致命细菌，但那细菌却未有菲佛氏杆菌的特征，在约一半的病例中他找到了菲佛氏杆菌和其他微生物，包括肺炎球菌、溶血性链球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虽是一种致命微生物，但却很少引发肺炎。

可以从几个角度来诠释这些发现。它们可能意味着菲佛氏流感杆菌并不是这种疾病的肇因，但这又是唯一有可能的结论。菲佛氏杆菌也许就是病因，其他细菌在它感染受害者后尾随而来并趁免疫系统之虚而入，这也不是没有可能。找到几种病原体也许能更加确定菲佛氏杆菌的元凶身份。当有其他细菌——尤其是肺炎球菌或溶血性链球菌——存在的话，菲佛氏杆菌在实验室培养基上的生长就较差。所以，当它在所有培养物中与其他微生物还能共存时，这种存在可能就表明了流感杆菌曾在患者体内大量存在。

埃弗里在大脑中系统地梳理了这些思路。10月初，他返回洛克菲勒研究所，听取了来自全国和全世界几十位同样在寻找流感杆菌的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