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会开始诋毁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市立卫生部。不久，海兰就下令解雇部门领导，并且开除顾问委员会内最受人尊敬的医生。

甚至坦慕尼协会新委任的卫生部长也对此表示抵制而辞职不干了，卫生部陷入无政府状态。一次，市长正站在市政厅外的人行道上，他的一个亲信给他引荐了科普兰，此人说科普兰是忠于坦慕尼协会的人，并建议市长任命他为新的卫生部部长。然而，科普兰是一个顺势疗法医学院的院长，甚至还不是医学博士。

尽管如此，市长还是同意任命他。这三个人随即登上台阶进了市长办公室，科普兰随即宣誓就职了。[2]世界上最好的市立公共卫生部现在归一个没有任何现代医学科学信念的人指挥，而且他对公共卫生没有任何抱负而对政治却野心勃勃。当然，如果坦慕尼协会想要忠诚的人来填补空缺，这个人倒可以满足他们。（科普兰曾简单地向坦慕尼协会解释他的忠诚：“人是社会动物，不能没有协作而工作。组织是必不可少的，我的组织就是坦慕尼协会。”[3]几年之后，坦慕尼协会将他送进了美国参议院，以此来回报他的忠诚。）所以，科普兰贯彻着该领导集团的意图，继续瓦解这个部门。最好的一个部门主管先是被威胁以刑事指控，奸计不逞后又指责他“渎职、无能而不称职”，将之逼去搞行政事务。

帕克自1893年开始管理卫生部的实验部门，从未涉足政事，他自己也未受到任何波及，在这场混乱中，他继续做着卓越的研究。在埃弗里和科尔等洛克菲勒研究所人员研发出抗Ⅰ型和Ⅱ型肺炎球菌的血清后不久，帕克开发了一套将肺炎球菌“分型”的方法。这套方法非常简单，任何像样的实验室在30分钟内就能完成，[4]随后可以立即使用正确的血清予以治疗。

但是，现在他不得不去捍卫卫生部。他帮着筹划了保卫之战，这场保卫战蔓延到了全国。来自纽约市、纽约州以及巴尔的摩、波士顿、华盛顿的批评如倾盆大雨一般砸向坦慕尼协会。韦尔奇以及几乎所有医学界的重要人物都抨击坦慕尼协会。美国公共卫生部部长布卢则公开要求市长辞职。

坦慕尼协会有所收敛，科普兰开展公关活动以弥补自己及其“组织”的坏影响，并打着爱国精神的旗号压制批评。夏天结束前，公众的怒气平息了，但是原本是世界最好的公共卫生部也元气大伤。国际知名的公共卫生教育局的局长辞职了。在职20年的卫生部副部长辞职了，市长用自己的私人医生顶了空缺。

9月15日，纽约市出现第一例流感致死病例。在此之前，这种疾病从海军和陆军基地传播到马萨诸塞州的平民中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了。

在过去10年的两次脊髓灰质炎流行中，公共卫生官员就差没封锁整个城市了。但现在科普兰什么都不做。三天后，当医院中开始充斥流感病人时，他才将流感和肺炎定为要上报的疾病，同时声明：“大多数报告患上了流感的病人得的应该是其他支气管疾病，不是流感……”[5]又过了些日子，甚至连科普兰都不能再回避事实了。疾病已经无处不在。最后，他只得对患者实行强制隔离，并发出通知：“卫生部门已时刻准备着将那些可能对人群造成威胁的病人强行送入医院。”[6]他还向所有担忧的人保证：“疾病仍在卫生部的控制之中，而且正在逐渐减弱。”

帕克则深谙此事。1890年，他在维也纳求学时就眼见流感夺走了他一位教授的生命。他写道：“我们哀悼他，也哀悼着自己。”[7]如今，他和实验室的其他人几个月来一直关注着疾病的进展。他清楚地知道“埃克塞特城市”号已变成一座漂浮的停尸房，他也了解7月和8月在纽约港停靠的轮船上爆发的那些严重病例。这些病例做了一件好事：它们解除了实验室所受到的政治压力，使他和实验室能够集中精力进行研究。

8月底，帕克和威廉斯开始将全部精力投入这种疾病的研究。9月中旬，他们被召到长岛的阿普顿军营。疾病刚刚抵达那里，未造成多少死亡——尚未造成而已，但在一个满是马萨诸塞州士兵的兵舍中，已有2000名患者了。

帕克和威廉斯已经合作二十多年了，他们是绝佳的拍档。帕克有着一双棕色的眼睛，彬彬有礼而稍显矜持，甚至可以说具有贵族气质。他完全可以进入上流社会，他父亲的祖辈在1630年、母亲的祖辈在1640年迁到美国。他也有一种使命感。他的三位祖姑母都是传教士并被埋葬在斯里兰卡，与他很亲近的一位表兄成为了一名牧师，而他自己则考虑过做一名致力于医学传播的志士。

他有一个虔诚的目的，这个目的绝非由好奇心所驱使。在他看来，他在实验室探求知识的行为，是在满足上帝要求的层面上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将自己作为纽约大学细菌学教授的薪水捐给了实验室，或者给他的一些技工，他们正在城市最低生活水平线上苦苦挣扎。他也直接同病人打交道，经常在实验室街对面的市立威拉德·帕克医院的白喉病房工作。那家医院是一个崭新的、看上去还不错的地方。每个病房有35张铁床架，有盥洗室和带瓷衬的大理石浴缸，磨光的硬木地板每个早晨都要用1:1000的二氯化汞溶液刷洗，病人在入院和出院时也要用这种溶液洗澡。

他有条不紊，又有些古板，无疑是高明官僚的最佳诠释。他领导卫生部实验处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