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斯的办公室已经发布了流感的紧急警报，全国上下的医务人员都已格外留心了。即便如此，病毒还是杀气腾腾地先行赶到这些军营，并对那些挤在行军床上取暖的年轻人发动了攻击。格兰特军营的情况既不是最糟的，也不是最轻微的。的确，除了一起极特殊的不幸个案外，那里的情况颇具代表性。

格兰特军营散布于伊利诺伊州罗克福德市外的罗克河旁，那里地势平缓起伏，土壤肥沃，草木茂盛。军营首任司令曾下令在基地种植了近6000平方公里的甜玉米、“肥猪玉米”、牧草、小麦、马铃薯和燕麦。那里的新兵大部分是来自伊利诺伊州北部和威斯康星州的农家男孩，他们大都有麦色的头发，红润的脸庞，是种庄稼的能手。

尽管整个军营建造得有些仓促，但看起来还是十分井然有序。成排的木质营房显得非常整齐，还有数量更多的一排排巨大的帐篷营房，每顶帐篷里住18个人。但是，所有的道路都肮脏龌龊，夏末时到处尘土飞扬，每逢下雨路上更是泥泞不堪。医院位于军营一隅，有2000张病床，同时收治的病人最多时是852位。还有几个医务室分散在基地各处。

1918年6月，韦尔奇、科尔、罗素以及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的皮尔斯——此人常常忙于协调研究工作，很少离开华盛顿——一行人曾视察过格兰特军营，对其印象深刻。韦尔奇对军营卫生官米基（H. C Michie）中校的评价是“能干而且精力充沛”，医院实验室则“非常精良”，病理学家“很称职”，而科尔的好友、医院负责人之一卡普斯（Joe Capps）“显然是一位极为出色的主管”，[1]就连负责几百匹马和多种牲口的兽医也给他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整个6月之行期间，肺炎一直是他们的全部话题。卡普斯已经用凯斯（Preston Kyes）制造的血清（与科尔的血清不同）开始临床实验。

凯斯是芝加哥大学一个很有前途的研究者，韦尔奇曾说：“时刻关注他的发展是非常值得的。”[2]卡普斯和科尔曾交流过。卡普斯提到自己发现了一种令人不安的趋势，即出现了“另一种肺炎……其临床表现毒性更强、致死率更高……在尸检中常发现大面积的实变……以及多处肺泡出血”[3]。

随后，卡普斯向他们演示了自己已经尝试过的一种新方法：给呼吸道疾病的患者戴上纱口罩。韦尔奇说这种口罩“非常好，为预防飞沫传染作出了重要贡献”[4]。他鼓励卡普斯以此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发表文章，并建议皮尔斯指导进行口罩效果的研究。科尔对此也表示认同：“这是一件与预防肺炎有关的非常重要的事情。”[5]离开这次巡视的最后一站时，韦尔奇提出了两点建议。他更坚定了自己的想法，要让所有兵营的新兵先到专门建造的隔离营待上三星期；这些人必须在一起吃、住、军事操练（也就是一起被隔离），以防止与军营中现有人员发生交叉传染。其次，他希望将卡普斯的口罩推广至所有军营。

卡普斯后来确实给《美国医学会杂志》写了文章，文中说口罩的使用非常成功，于是实验不到三星期，他就中止实验而直接将其作为一种“常规措施”。他还得出了一个更为普遍的观点：“控制传染最重要的措施之一”[6]是避免人群过度集中。“要增加营房中床与床之间的间隔，睡觉时相邻士兵的头脚方向应相反，帐篷内两床之间须用帘子隔开，餐桌上的食物得加盖罩子，这些都已被证实是非常有效的。”

为了防止少数刚到营地的人将疾病传遍整个军营，卡普斯再次强调了韦尔奇对调遣部队实行隔离的建议。格兰特军营里就有这样的“新兵旅”（用来隔离新兵和调遣士兵的营房）。这个营房的楼梯建在显眼之处，便于卫兵加强对隔离的监控。不过，军官们是不住这种营房的，只有小兵才住。

卡普斯的文章刊登在1918年8月10日出版的那一期《美国医学会杂志》上。

8月8日，夏加多恩（Charles Hagadorn）上校接管了格兰特军营。

夏加多恩个子不高，是个喜欢沉思的军官，毕业于西点军校，51岁依然孑然一身，他将一生奉献给了军队和他的士兵们。夏加多恩毕生都在备战，坚持不懈地通过实战经验、兵法研读来学习战略战术。在一份报告中，他被评为“正规军里最杰出的一线专家之一”[7]。他曾在古巴与西班牙人作战，在菲律宾打击游击队，一年之前还在墨西哥追击维拉（Pancho Villa）(1)。他有时会下达一些看似冲动，甚至费解的命令，但这些命令的背后都深藏玄机。他决心教给他的部下求生和杀敌的本领，而不要轻易送死。他爱护自己的部下，喜欢和他们打成一片。

摆在夏加多恩面前的难题似乎与战争无甚关系：军营里已经人满为患。韦尔奇6月来访的时候那里只有三万人，但现在已经超出了四万人，而且没有任何减少的迹象。士兵们被赶入帐篷，数周后寒冬就要来临——伊利诺伊州北部去年的冬天创下了历史上最冷的纪录。

陆军条例中明确规定了营房中每个士兵应有的空间尺寸。这些规章制度并非是为了让人住得舒适，而是出于公共卫生的考虑。9月中旬，夏加多恩决定不顾有关不可过度拥挤的规定，让更多的人搬出帐篷住进营房。因为此时夜晚已经很冷，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