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后，费城所发生的一切常常被当做其他地方类似情况的一个范例。

费城在战时所经历的一切都很典型。当时，每个城市都有大量人口涌入。在费城，仅造船业就新增了几万名工人。大片沼泽在数月内被改造成世界上最大的船坞——霍格岛造船厂，与熔炉、钢铁和机器为伴的工人有35 000名，而附近的纽约造船厂的码头上有11 500名工人，其他十几个造船厂的工人数量低则300，高有5000。一些大型工厂也导致城市人口稠密：几家军需品工厂集中在一处，每家都雇佣了几千人；每小时就生产一辆电车的布里尔公司有4000名工人；米德维尔钢铁厂有10000人；而鲍德温机车厂有20 000人。

战前的费城已是一个过度拥挤的城市，大量的工作机会又吸引了更多劳工来到这里，城市人口增长到了175万，可谓人满为患。1918年，一份面向社会工作者的全国性刊物评价了费城贫民窟的生活条件：大部分居民仍是几十户人家共用一个厕所，[2]比纽约下东区的恶劣条件有过之而无不及。黑人所处环境则更加恶劣，况且费城的非洲裔美国人比任何一个北部城市（包括纽约和芝加哥）的都要多。

由于住房供给非常紧张，童子军(1)甚至要对该地区实行地毯式搜索，以便为刚到此处从事战争相关工作的妇女找到房子。两三个甚至四个大家庭挤在一套两室或三室的公寓里，大大小小的孩子睡在一张床上。住在公寓里的工人们不仅要共用房间，还要共用床铺，常常像换班工作一样换班睡觉。费城的卫生部门坦言，在1917年与1918年交接之冬，“死亡率……因生活费过高和煤炭匮乏而有所增长。”[3]费城为穷人提供的社会福利就是费城医院，曾以“布鲁克利”(2)著称，算是救济院兼作收容所。除此无他，甚至连一个孤儿院也没有。的确有社会贤达与改革派多多少少开展了一些慈善活动，但哪怕是常规服务设施（如学校）也是僧多粥少。费城是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功成名就之处，也是宾夕法尼亚大学(3)所在地，但其教育经费在全美20大城市中排名倒数第二。整个费城南部居住着几十万意大利人和犹太人，但直到1934年，那里才有了第一所高中。[4]所有这些都使得费城成为了流行病滋生的沃土，当然还由于费城政府在应对危机时的无能。新闻记者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称费城是“美国管理最混乱的城市”[5]，此言不虚。

1916年，主张改革的当权者任期结束，费城领导集团又重掌政权，他们对权力的滥用即便是纽约的坦慕尼协会(4)也相形见绌。费城管理者是共和党的州参议员埃德温·瓦雷（Edwin Vare）。对自认高他一筹而看轻他的沃顿（Wharton）、比德尔（Biddle）和沃纳梅克（Wanamaker）等人(5)，他都予以重击和嘲弄。瓦雷身材矮小粗壮、大腹便便，绰号叫“小家伙”。他出生于费城南部并在那里长大，当时尚未有移民涌入那个地方。他的家在一个养猪场内，那块地方当时是乡下，被称为“颈弯”。发迹后他仍旧住在那里。他的财产来源与其政治活动密不可分。

所有的政府工作人员必须将一部分薪水交给瓦雷集团。为确保无人漏网，政府工作人员领薪既不在工作的地方，也不在市政厅（一座非常华丽的维多利亚式建筑，弧形的塔肩，窗外掩映着垂柳），而是在市政厅街对面的共和党总部。市长本人也要从工资里交出1000美元。

瓦雷也是城里最大的承包商，他最大的承包项目是清扫街道，签下了差不多20年的合同。在那个3000美元就够一个家庭惬意生活一年的时代，瓦雷仅1917年一年在这项生意上的收入就超过了500万美元。这倒不是说所有的钱都进了瓦雷的口袋，但即使是留下来的部分也要由他经手并征税。然而，费城街道的肮脏程度却是出了名的，尤其是在城南——那里是最需要打扫的地方。比如水沟，说是水沟，却塞满了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污水根本无法排放，有时污水就淤积于内。瓦雷的势力在那里最为根深蒂固。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城市公共设施的极度匮乏反而加固了瓦雷集团的势力，因为他们能提供这个城市所不能提供的东西：穷人的食物供给、工作机会和援助，甚至能动用警力来提供帮助——警长和许多治安长官都在瓦雷的掌控之中。人们用投票来报答这些恩惠，瓦雷就如同中世纪的炼金术士一般，点票成金。

瓦雷集团中饱私囊，于是埃德温·瓦雷和他的兄弟[众议院议员威廉·瓦雷（William Vare）]摇身一变成了慈善家，他们给位于莫亚门斯大街和莫里斯街交汇处的教堂捐了一大笔钱，教堂便以他们母亲的名字重新命名成了阿比盖尔·瓦雷（Abigail Vare）卫理公会纪念教堂。以普通人命名的教堂为数不多，这是其中之一。

然而，瓦雷集团和圣洁二字毫不沾边。1917年的大选初选日，瓦雷的几个手下乱棒攻击某对立派的两位领导人，然后又将一名干预此事的警察殴打致死。这一事件在费城引起了轩然大波。1918年，瓦雷的首席助理是托马斯·B·史密斯（Thomas B. Smith）市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