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将流行病扼杀在摇篮中”，但他并没说要如何为之。

9月21日这个周六，卫生局将流感定为“需要上报”的疾病，要求医生向卫生官员通报他们治疗的所有病例。这可以提供疾病扩散的信息。

卫生局在星期六还在工作，这本身就非同寻常。尽管如此，卫生局还是向市民保证，“克鲁森局长发表的关于目前流感还没有在市民中流行的声明是绝对可信的。此外，卫生局坚定地认为，如果民众能认真严格地遵从如何避免感染流感的建议，那么流行疾病就能被成功地预防。”[16]卫生局的建议是：注意保暖，保持足部干燥及大便通畅，最后一条遵循了希波克拉底的传统。它还建议人们避免集会。

7天后，即9月28日，一场计划销售几百万美元战争公债的大型自由公债游行被安排在那天举行。这次游行已经筹备了几个星期，它将是费城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游行，有几千人参加，而旁观人数将达到几十万。

这是一个非常时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产物。我们不能脱离历史背景去看这场全国流行的流感。威尔逊已经实现了他的目标，美国全面打响了战争。

已有200万美军开赴法国，估计至少还需增援200万。国家的每一分子，从农民到小学教师，无论愿意与否，都将被征召参战。对威尔逊而言、对克里尔而言、对整个的行政部门而言，以及对同盟方或敌方而言，控制信息都是至关紧要的。广告业将会作为一个产业出现：汤逊（J. Walter Thompson）(8)——他的广告代理公司已开始为国家服务，而他的代理人也成了克里尔的高级助手——提出理论认为，广告业会改变人们的行为；战后，广告业声称其具有“左右所有人思想”[17]的能力。赫伯特·胡佛也说“世界靠警句为生”[18]，并称公共关系是“一门精密的科学”。

全面战争总免不了牺牲，而高涨的士气令人们能接受牺牲，也因此使牺牲成为可能。日常生活的不便也算是牺牲之一。为了给战争事业作贡献，全国民众一周要过几次“无肉之日”，还有每天一顿的“无麦之餐”。所有这些牺牲理所当然地都出于自愿，完全自愿——尽管如此，胡佛的食品管理局还是有权利让那些不“自愿”合作的企业关门大吉。“无汽油周日”那天，人们应“自愿地”避免驾车，如果有人选择开车出行，那他一定会被充满敌意的警察拦在路边。

威尔逊政府想让全国上下凝聚一心。威尔逊告诉童子军的首领：卖公债可以为“每个童子军提供一个绝佳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在‘一个童子军救助一名士兵’[19]的口号指引下为国家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克里尔的15万名“四分钟男人”——这些演讲能手为包括电影、歌舞表演在内的几乎所有公众集会发表开场白——也在鼓动人们要作出贡献。如果靠这些鼓舞还不能奏效的话，就会有其他压力施于大众。

保持士气本身就成了个目标。倘使士气动摇了，其他的一切也可能随之动摇。于是人心惶惶，这种情况比麦卡锡时代、比之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比南北战争期间（那时候林肯被反对者辱骂简直是家常便饭）都更为严重——谁都不敢妄论国政了。政府拥有20万名美国保护联盟（APL）的成员，他们监视邻居和同事，并且向隶属司法部、由J·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9)领导的新的国家安全局汇报。克里尔的组织向市民建言：“如果有人说自己知道些‘内幕消息’，就要套他说出来。告诉他，帮助你找到他言论的源头是尽他的爱国义务。如果你在追查中发现了不忠之人，就要把他的名字、地址上报华盛顿的司法部。”[20]

社会主义者、德国侨民，特别是激进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WW）会员所受待遇则更糟。《纽约时报》宣称：“IWW的煽动者不容小觑，他们也许就是德国间谍。联邦当局应该除掉这些美国的叛国贼。”[21]政府确实也依言行事，在工会大厅进行了搜捕，有近200人在伊利诺伊、加利福尼亚和俄勒冈州进行的大审判中被判有罪，所有反对者也被施加了无情的压力。就在克鲁森与海军官员第一次讨论流感的同一天，费城德语报纸《日报》（Tageblatt）的5名工作人员被投入大牢。

政府不做的，就由义务警员代劳。在亚利桑那州，1200余名IWW成员被锁进货车车厢，扔在了沙漠中的铁路侧轨上。在蒙大拿州的巴特市，IWW成员利特尔（Frank Little）被绑在汽车后面，在街上拖曳至膝盖骨碎裂，之后被吊死在铁路栈桥上。生于德国的普拉格（Robert Prager）曾努力想加入海军，因为他说了些自己祖国的好话，就在圣路易斯市外被一伙人围攻，他们对他拳打脚踢，把他扒光后绑上美国国旗，最后将他私刑处死。在这伙人的首领被宣告无罪后，有陪审员呐喊道：“我想现在没人敢说我们是不忠诚的了！”[22]同时，《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发表社论：“尽管私刑有些过分，但它是国家内部一种大有裨益的觉醒。”[23]社会主义者德布斯（在1912年的总统大选中获得将近100万张选票）因反战被判处10年监禁；而在另一起审判中，威斯康星州的众议院议员伯格尔（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