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棺材数量将远超出33具。

曾在五大湖工作过的一个护士日后被噩梦苦苦纠缠。病房只有42张床，担架上的人在地板上等着床上的人死去。每天早晨，救护车抵达，搬运担架的人把病号抬进来，再把尸体抬出去。她还记得在流行病的顶峰时期，护士不止一次把尚未断气的病人包进裹尸布里，并把脚牌挂在这些人左脚的大脚趾上。[10]这样确实节省了时间，而护士们照样累得筋疲力尽。脚牌就是货运标签，上面标着水手的姓名、军衔和籍贯。她记得“停尸房内的尸体像薪柴垛一样从地板一直堆到天花板”。在噩梦中她还在思忖：“位于停尸房堆得如薪柴垛的尸堆底部的那个人会是什么感觉。”[11]

流行病以同波士顿不相上下的猛烈程度横扫费城海军基地。但在费城，费城公共卫生主管克鲁森对波士顿的消息、五大湖情况以及费城海军码头的事件置若罔闻，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并非所有的费城公共卫生人员都对威胁无动于衷。安德斯（Howard Anders）是一位出色的公共卫生专家，他蔑视并且不信任瓦雷领导集团，在第一个水手患病的次日，安德斯写信询问海军医疗部门负责人布雷斯特德（William Braisted），“海军（联邦）医学方面的权威人士是否可以直接介入，并在流感入侵的威胁下，坚决捍卫他的士兵并且间接地保护所有费城人民……?”[12]（布雷斯特德拒绝了。）

克鲁森公然否认流感会对城市造成任何威胁。他对此似乎深信不疑，因为他没有安排任何应急措施以备不测，没有贮备供给，没有列编应付紧急事件的医务人员名单，即使26%的费城医生是隶属军方的，这个比例在护士中更高。事实上，即使有强大的压力来自刘易斯、安德斯、全城医生以及宾大和杰斐逊医学院（流行病爆发时，该院没有批准6名想去军队当志愿者的医生离开[13]）的教职工，直到9月18日，疾病在城市现身整整一周之后，克鲁森才将与普卢默、刘易斯及其他一些人的会晤排进时间表。

在市政厅15楼克鲁森的办公室里，他们相互确认了事态的危急性。

马萨诸塞州有近千人死亡，几万人染病，马萨诸塞州的州长刚刚呼吁邻近地区支援医生和护士。在费城，已有几百名水手入院。尽管还没多少迹象表明疾病已经蔓延到平民中，但刘易斯报告说，目前他的研究同样还未有任何结果。

就算刘易斯成功研制出疫苗，要生产出足够的量还得花上几个星期。因此，只有采取极端措施才能防止流感在整个城市中扩散。禁止公众集会、关闭商店和学校、对海军码头和平民病例进行彻底隔离，所有这些行动都是明智的。前车之鉴就在眼前。三年前，克鲁森的前任（在改革派市长任期内）在脊髓灰质炎流行爆发时就强制执行了严格的隔离措施。刘易斯比世界上任何人都了解这种疾病，他当然希望执行隔离。

然而，普卢默是刘易斯的顶头上司。他和克鲁森都持观望态度，担心采取任何类似行动会引起恐慌并对军事行动造成干扰。维持民心稳定是他们的宗旨，在实行有关脊髓灰质炎隔离措施时毕竟国家尚未卷入战事。

这次会议除了继续监控事态发展之外没有作出任何决定。克鲁森倒是保证会发起一场针对咳嗽、吐痰和打喷嚏的大规模公开行动，但那样也需要数天去组织，而且克鲁森及海军官员对危险的轻描淡写与此也格格不入。

在华盛顿，戈加斯很可能已经收到了刘易斯的信，对事态的发展深感不满。那时又有两个军营——中间夹着费城的新泽西州迪克斯军营和马里兰州米德军营——爆发了流感。刘易斯与费城肺结核学会保持着密切联系，戈加斯要求该学会印发两万份大型海报，用以警示流感并说明了一种简易的预防措施——它至少能起到一定作用——“当你忍不住要咳嗽或者打喷嚏时，务必用手绢、纸巾或布一类的东西捂住面部。”[14]与此同时，《费城晚报》（Evening Bulletin）(7)向它的读者们保证，流感不会引发危险，流感是一种由来已久的疾病，而且通常是伴随着大量瘴气、污浊空气以及虫灾等而来的，但这些从未在费城发生过。

普卢默向记者保证，他和克鲁森会“将疾病控制在目前的范围内，而且我们必将成功。海军官兵中还没有人发生不幸。不管是海陆两军的医生还是民间权威人士，都并未对此感到忧心”[15]。

翌日，两名水手死于流感。克鲁森向海军开放了市立传染病医院，普卢默则向大众宣告：“疾病差不多已达到了顶峰。我们相信局势已很好地被控制住了。从今往后疾病将会减少。”

克鲁森向记者强调，那些死者并不是遭到了流行病的毒手。他说他们死于流感，但强调这种流感只是“旧式的流行性感冒或者普通感冒”。

次日，又有14名水手死亡。当天在南三十四街派恩路口的费城综合医院，“一名身份未经确认的意大利人”也死了，他是病死的第一位平民。

接下来的一天有二十多名受害者被送进了停尸房。其中一名叫艾玛·斯奈德（Emma Snyder）。她是负责看护第一个因流感住进宾夕法尼亚医院的水手的护士，死时年方23岁。

克鲁森面对公众时仍然镇定自若。他现在承认“平民中出现了一些病例”，卫生检查员正在寻找平民病例以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