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在其首任任期内，他因三次互不相干的控告被起诉，次次都无罪释放，其中包括谋杀那个警察的同谋罪。但就是这次大选使得瓦雷完全控制了市议会（市立法机构），并对州立法机构施加了很大影响。

克鲁森（Wilmer Krusen）博士是费城公共卫生和慈善部门的领导人，这是个政务官性质的职位，根据市长的喜好而委任，其任期随市长卸任而自动结束。克鲁森的职务实际上就相当于由瓦雷集团指定。他是一个正派人，其子后来成为梅约医学中心的外科医生，但他并无公共卫生方面的背景，也缺乏对公共卫生事业的奉献精神。换言之，他对公共卫生问题一窍不通。况且他生来就是那种认为大部分问题都会自行消失的人，从不贸然行事。

他当然不会向集团施加哪怕一丁点压力以改善公共卫生状况。身为妇科医生，他在大规模的全国反卖淫运动中却拒绝助军方一臂之力。即使是卖淫合法化的新奥尔良都迫于压力关闭了红灯区斯托里维尔，费城依旧岿然不动。尽管卖淫在费城是非法的，但没有什么能阻碍当地肉体产业的发展。因此，据一份军方报告称，海军在军事基地外“实质上也全盘控制了警方事务”[6]。

这座城市的政府正在被腐败拖垮，而且瓦雷（选区负责人和企业家双重角色）和市长之间还存在权力分化。市府不愿有所行动，而且即便它想做也力不从心。

波士顿来的水手抵达海军码头四天后，19名水手被报告出现流感症状。

费城海军辖区的首席卫生官普卢默（R. W. Plummer）少校也是个医生，他对流行病在联邦码头和德文斯的猖獗及其在马萨诸塞州平民间的传播情况很了解。他决心控制疾病的爆发，于是下令立即对这些水手兵舍实行隔离，并对他们接触过的东西进行彻底消毒。

可是，事实上病毒已经逃逸了，而且并不仅仅是逃进了城市。一天前，334名水手已经离开费城前往普吉特湾，[7]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抵达那里时就已病入膏肓。

普卢默立即召来了刘易斯。

刘易斯也一直在期待着这个电话。

他热爱实验室胜过一切，并且深得韦尔奇、西奥博尔德·史密斯和弗莱克斯纳的信任。刘易斯作为一名青年科学家曾先后在他们手下工作过，他凭借自己的出色表现赢得了他们的信任。他成就卓著，前途不可限量。他感受到自己的价值所增添的压力，但并不为此沾沾自喜，而是感到责任重大，在前途和雄心壮志上都是如此。是请他来创办并掌管新的菲普斯研究所——菲普斯与合伙人卡耐基一起藉美国钢铁业发展成了百万富翁，也和卡耐基一样成了著名的慈善家——的一个邀请，让刘易斯从洛克菲勒研究所来到了费城。新研究所附属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刘易斯以洛克菲勒研究所为模板来建设菲普斯研究所，不过菲普斯研究所将更专注于研究肺病，尤其是肺结核。

毋需任何人向刘易斯解释情况的紧迫性，他知道死于7月初的英国水手们的详细情况，而且很可能尝试过从他们身上提取细菌进行培养来制备血清。在获悉海军码头出现流感后不久，刘易斯就赶到了那里。

刘易斯要负责病原体追踪和血清及疫苗的开发，这通常是一个循序渐进、缜密缓慢的过程。可是，现在已经没有时间按照惯常的科学程序来进行工作。

第二天，87名水手患病。到9月15日，刘易斯与助手们在宾大和海军医院进行实验室工作的同时，病毒已经令600名水手和水兵病重入院，而患病人数每过几分钟就有增加。海军医院床位告罄。海军开始把病号送往位于第八街和斯普鲁斯街的宾夕法尼亚医院。

9月17日，平民医院的5位医生和14名护士突如其来地病倒了。没有人预先表现出任何症状，前一秒钟还感觉良好，后一秒钟就痛苦不堪、被抬上病床。

来自波士顿的海军人员还被调派到了其他地方。距芝加哥50多公里的五大湖海军训练基地像费城一样爆发了疫情。特迪·罗斯福（Teddy Roosevelt）在1905年创办了这个基地，并宣称它将成为全世界最大最好的海军训练基地。从拥有45 000名水手来看，它的规模的确是最大的，并已开始书写光辉历史。“海蜂”(6)海军修建营诞生于此，战争期间，苏泽（John Philip Sousa）上尉在这里组建了14个团的乐队，并不时在罗斯菲尔德举办有1500名演奏者的齐奏，几万人聚集一堂观看他们表演，此景颇为壮观。当病毒横扫基地后，那里不再有那般人群云集的景象了——无论是演奏者或是听众。流感使这个基地的兵营裂解，其破坏力同爆炸相差无几。

刚被征入海军不久，约翰（Robert St. John）便成了最早的受害者之一。他被安置在一个训练大厅内的一张帆布床上，不久后，那里将要容纳几千名无人照顾的病员——这还只是一个厅的情况。他后来回忆：“从没人给我们量过体温，我连一个医生也没见过。”他交了海军里的第一个朋友——邻床的男孩，他已虚弱到连水都够不着。为了帮他从水壶中喝水，约翰自己也耗尽全力。第二天一早，一个勤务兵拉上毯子盖住了他朋友的脸，两个水手把尸体放在担架上抬了出去。[8]当时医疗部门已经报告“海军医疗供给仓库需要33具棺材”[9]。不久后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