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在科学家们可以战胜的疾病中，抗原（入侵生物体表面的分子，它能刺激免疫系统应答，也是免疫应答的靶标）是不会变化的。比如白喉，危险的不是细菌本身而是它所产生的毒素。

毒素是没有生命的，不会进化，有固定的形态，因此抗毒素的生产就成了一种程序化工作。给马注射剂量逐渐递增的致命细菌，细菌就会制造毒素。接下来，马的免疫系统产生抗体，抗体结合并中和了毒素。

然后给马放血，去除血液中的固形物，只留下血清，最后纯化成常见的、用来救命的抗毒素。

制造破伤风抗毒素、弗莱克斯纳的脑膜炎免疫血清及其他几种免疫血清或抗毒素的过程也是一样的。科学家们给马接种以预防一种疾病，然后萃取马的抗体注射给人。这种对外源免疫系统防御物的借用称为“被动免疫”。

当用疫苗直接刺激人的免疫系统时，人体会产生自己的对抗细菌或病毒的防御物，这个过程称为“主动免疫”。

但在迄今所有已成功治疗的疾病中，免疫系统的目标（即抗原）是保持不变的。靶子是静止的，没有移动，所以能很好地击中。

肺炎则不同，发现“典型性”和“非典型性”肺炎球菌的区别就是开启了一扇门，研究人员现在已经找到了许多种类型的细菌，不同类型有不同的抗原。同种类型的细菌有时候是剧毒的，有时候则不是。但是为什么有些会致命、有些则是温和的或者并不致病，那时还没有人设计实验来解答这个问题。由于已有数据隐晦不清，这个问题只能交给未来去回答。人们所关注的更为迫在眉睫：寻找一种可以治病的免疫血清，或一种可以预防疾病的疫苗，或者两者。

到1912年，科尔已经在洛克菲勒研究所研制出了一种针对某种类型的肺炎球菌的免疫血清，虽然称不上疗效显著，但已经起了一定作用。

科尔偶然读到埃弗里的一篇主题全然不同的文章——肺结核患者的继发感染。要说这篇文章是经典之作确有些勉为其难，但它给科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论据充分、阐述详尽、推理严密，分析也很透彻，指明了对结论隐含意义的理解和可能的研究新方向。这篇文章也证明了埃弗里丰富的化学知识，以及在病人身上完成对疾病进行全面科学研究的能力。

科尔给埃弗里捎了封短笺，提供给他一个研究所里的职位。埃弗里没有回复。于是科尔又写了第二封信给他，仍然没有收到答复。最后，科尔亲自登门造访，并提高了该职位的薪水。科尔后来才知道，原来埃弗里很少查看信件——这正是埃弗里的作风：只关注于自己的实验。最后，埃弗里接受了科尔的邀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不久、美国参战之前，埃弗里开始了他对肺炎的研究。

科尔对肺炎研究充满热情，而埃弗里对肺炎的研究堪称执着。

埃弗里是个瘦小单薄的人，实际体重不会超过50公斤。他有着硕大的脑袋和炯炯有神的眼睛，看起来像人们所嘲笑的那样“书生气十足”（egghead）(1)——如果当时已经有了这个词的话，或者是孩童时在学校总受欺负的那种人。即便他确实被欺负过，也一定没有留下什么心灵创伤，他看起来很友善、很乐观，甚至可以说非常爽直。

埃弗里生于蒙特利尔，在纽约长大，是纽约某教堂里一个浸洗会牧师之子。他在很多方面都有天赋。在科尔盖特大学的一次演讲比赛中，埃弗里与同班同学哈里·埃默森·福斯迪克（Harry Emerson Fosdick）并列获得了一等奖，后者是20世纪初最杰出的牧师之一（他的兄弟雷蒙德最后做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主席，老洛克菲勒还专门为哈里建造了河边大教堂(2)）。埃弗里还是一个短号吹奏高手，曾与由德沃夏克（Antonin Dvořák）指挥的美国国家音乐学院合作演出。他还经常画漫画和风景画。

尽管他外表看起来那么和善友好、乐于交际，但埃弗里说自己其实“真正的本质是做研究”[4]。

埃弗里的门生迪博（René Dubos）曾经回忆说：“对我们来说，每天都能见到他，常常能看到他人格的另一面……那是一种令人更难忘怀的特质……一个忧郁的侧影，用口哨径自轻吹着《崔斯坦和依索德》（Tristan and Isolde）(3)里牧歌的落寞曲调。他强烈地需要独处，即使以孤独为代价，这就决定了埃弗里大部分的行为方式。”[5]埃弗里一接电话就开始热烈地谈话，就好像接到对方电话是件多么快活的事似的。但等他一挂断——迪博回忆说——“好像一下摘掉了面具，疲惫而痛苦的表情取代了刚才的满面笑容。电话被推到桌子的一边，成了他发泄对俗世不满的替罪羔羊。”[6]和韦尔奇一样，埃弗里一生未婚，也从没听说过他与任何同性和异性朋友有感情关系或过从甚密。和韦尔奇一样，他也很有魅力，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他的喜剧表演非常出色，以至于一位同事称他是个“天生的喜剧演员”[7]。不过，埃弗里非常讨厌别人对他施加干涉，甚至包括请他吃饭。

除此之外，埃弗里的其他特点和韦尔奇正好相反。韦尔奇读书涉猎广泛，对任何事物都充满好奇，旅行的足迹遍及欧洲、中国、日本，愿意热情地接纳万物。韦尔奇经常会通过一顿精美的晚餐来寻求放松，几乎每个晚上都去他的俱乐部休息。还在非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