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错误，那次错误让几千名士兵送了命。

仅在另一个领域，陆军医疗部收到了战争部首脑要求他们出席一个什么听证会的通知。这是一场抗击性病的恶战，一场由进步人士组成的政治联盟——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坚信完善世俗社会是有所裨益的——以及基督教的道德家作为强劲后盾的苦战。（同样是这一对奇怪的政治组合不久后还联合起来实施禁酒。）戈加斯办公室认识到了“性道德家所走向的极端。他们不切实际、固执己见、夸大其辞，甚至是不可理喻——如果不是出于有目的的欺诈的话”[7]。但是，戈加斯办公室也知道，军队中1/3的因病缺勤都由性病引起。军方无法容忍这样的缺勤。

医疗队告诉士兵们用手淫替代召妓。他们张贴出“染上花柳病，形同叛国”[8]这样的标语。士兵们每个月要进行两次性病检查，任何感染者都被要求指认和谁以及在何处发生性行为，士兵们若因性病告假将扣减军饷，甚至很可能要接受军事审判。在最高政治领袖的支持下，军队明令禁止嫖娼，基地方圆近10公里内严禁出售含酒精饮料——军队有70个基地分布全国各地，共有一万多名陆海军士兵。27个州的卫生局通过了规定，容许人们拘留性病患者，“直至他们对社会再无危害”[9]。80个红灯区关门了。甚至连新奥尔良传奇般的斯托里维尔（Storyville）(3)也不得不停止营业，那是一个妓女合法化的地方。也是在那儿，伯顿（Buddy Bolden）(4)、莫顿（Jelly Roll Morton）(5)、阿姆斯特朗（Louis Armstrong）(6)等人发明了爵士乐。新奥尔良市长贝尔曼（Martin Behrman）可不是什么改革家，他所管理的政治机器是如此严格，简直就是个“紧箍咒”。

但即使戈加斯有权力当机立断处理性病，即使工程师们在设计供水设备时听从他的卫生专家的意见，在其他事情上，军队对其建议仍然置若罔闻。至于那些在他看来只与科学有关而完全与政治权重无关的方面，他甚至连参加军方听证会的资格都没有。甚至当美国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针对坏疽的抗毒素时，戈加斯都无法说服军方出资赞助在前线进行试验。韦尔奇安排洛克菲勒研究所支付该研究组前赴欧洲的费用，并安排了在英国医院中的英国军人试验抗毒素。[10]（尽管尚不完美，但它确有效果。）

那时，在许多方面，戈加斯、韦尔奇、沃恩和他们的同事是作为一个独立于军队外的团队运作的。但他们不能独立处理传染病的相关事务，也不能独立或一个人操纵容纳几十万（事实上是上百万）年轻人的营房。

战争伊始，美国有140 000名医生，其中仅有776名为陆军或海军服务。

军队需要成千上万名医生，而且立即就要。对科学家的需求也是如此。大多数人想尽办法想成为志愿者，希望参与这场正义之战。

韦尔奇和沃恩参军了，尽管他们超重近50公斤，而且超过了正规军队规定的退休年龄。无独有偶，弗莱克斯纳在54岁时也参了军，他在宾州的门徒刘易斯、在哈佛的罗西瑙、在华盛顿大学的奥佩也都纷纷参军。全国各地的实验科学家都在报名参军。

为了避免科学家因充当志愿者或应征入伍而流失，弗莱克斯纳向韦尔奇建议，把整个洛克菲勒研究所整合到军队中去。韦尔奇把这个建议告诉了戈加斯，戈加斯的助手回电道：“部队会如您所愿进行安排。”[11]就这样，洛克菲勒研究所成了军队附属一号实验室，而且没有附属二号实验室。身着军装的人们在实验室和医院走廊里列队行进。一位副官监督着技术员和看门人保持军纪，并训练他们在约克大街上列队游行。午餐成了“大锅饭”。架设于车上的一个包括住所、病房、实验室、洗衣房和厨房的流动医院，驶入64号到66号大街的研究所前院，处理士兵们难以处理的伤口。军士们要求向被授予军衔的科学家——除了两个加拿大籍的二等兵——敬礼。

仅是表面上的变化是不可能容许生活如常进行的[12](7)。在洛克菲勒，工作的本质被重新构造。几乎所有的研究都变成了与战争相关的事务或成了授课。1912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卡雷尔是断肢再植与器官移植以及组织培养的先驱——他使鸡的部分心脏存活了32年，他向新入伍的数以百计的医生教授外科手术。其他人则教授细菌学。有一个生化学家研究毒气。另有一个化学家则探索从淀粉中获得更多丙酮的方法，后者可用来制造炸药及加固覆盖机翼表面的材料。劳斯重新调整方向而研究血液的保存，当时完成的工作后来——10年后——获得了诺贝尔奖。他研究出了一种至今仍在使用的保存血液的方法，利用该方法，人们于1917年在前线建立了第一个血库。

战争也削弱了临床医生们的后备力量。戈加斯、韦尔奇和沃恩为此拟了个计划。1916年12月，他们通过国防理事会要求州医疗联合会秘密地对医生进行分等。约一半的临床医生被评估为不适合服役。因而，当美国真正参战后，军队首先考查了每一位1914年、1915年和1916年医学院毕业的男生，如沃恩所言，寻求“班上最好的学生”[13]。这可以提供约一万名医生。许多最好的医学院也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