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伤寒。

美西战争中的士兵简直就是无端送死。军队已经在几个月内从28000人扩充到275 000人了，国会拨出的5000万军费没有一个子儿给军医部；结果，驻扎在齐克莫加的有60 000名士兵的营地中甚至没有一台显微镜。[3]军医署长斯滕伯格也未被授予任何权力，他气愤地就可能导致卫生危机的营地设计及供水设施提出抗议，但军事工程师和作战官员一口回绝了他。他们的固执导致了大约5000名美国青年的死亡。

其他疾病也同样危险。在正常情况下，甚至一些轻度的疾病（如百日咳、水痘以及流行性腮腺炎）入侵“原始”人群[4]——以前没有接触过这些疾病的群体——也常令大量的人死亡，而青壮年特别容易受到攻击。例如，在1871年的普法战争期间，巴黎围困时的麻疹病人死亡率为40%；1911年，麻疹在美军中流行性爆发，感染此疾病的人死亡率为5%。[5]

这些事实引起了韦尔奇、沃恩、戈加斯和其他人深深的忧虑。他们致力于为军队提供最好的医学科学。韦尔奇时年67岁，个子矮小，肥胖，成天气喘吁吁，身着军装。他大部分时间都忙于军中事务，在华盛顿时只使用戈加斯个人办公室中的一张桌子。沃恩65岁，体重达125公斤，着军装，担任军队传染病部门负责人。弗莱克斯纳54岁，也着军装。戈加斯授予他们所有人少校军衔，这是当时所允许的最高级别了（规定改变后，后来他们所有人都升为上校）。

他们不仅要考虑如何照顾伤员，考虑寻找洋地黄(2)的来源——这味药以前都从德国进口（童子军在俄勒冈州收集到毛地黄，检测发现它能用于生产合适的药物），考虑外科器械（这些也都靠进口，所以他们建了一家工厂进行生产），找出最有效的方法完成大量的洗衣消毒工作（他们要求蔡平作调查）。

他们还要考虑流行性疾病。

对军队医疗行为负主要责任的一个人是军医署长戈加斯。军队赋予他的权力就那么一丁点——并不比斯滕伯格多多少。然而，戈加斯的能耐就在于，尽管面对的上级尽是些不闻窗外事的老好人以及彻头彻尾的反对者，他从他们那里仍然获益颇丰。

戈加斯是一个生来乐观、开朗而虔诚的人，他的父亲曾任南部邦联的长官（后来成为阿拉巴马大学校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戈加斯当初从医出于另一目的：军旅生涯。在进不了西点军校之后，这似乎是他参军的唯一途径了，因而他不顾父亲的执意反对而从医。戈加斯在医学方面如鱼得水，喜欢人们以“医生”而不是军阶称呼他，甚至当他荣升“部长”后也是如此。他热爱学习，每天都腾出一定的时间进行阅读，让思绪在小说、科学和古典著作之间游走。[6]戈加斯的眼神包含着一种独特的温柔，使他看起来很绅士，他似乎对每一个人都彬彬有礼。然而，他的表现和态度都只是一种假象，掩盖了他的激情、果断、关注力以及偶尔的凶狠。当处于危机或者干扰之中时，他表现出来的沉着使他成为风平浪静的中心，这种平静安抚了其他人并给予他们信心。但是，私下里，在遇到愚蠢的事情后，若不完全是他的上级犯下的错误，他会狠拉抽屉，猛敲墨水瓶，疾冲出办公室并嚷嚷着，威胁说要走人。

如同斯滕伯格一样，他大部分的早期生涯是在西部前线阵地度过的，尽管他也听过韦尔奇在贝尔维医学院上的课。与斯滕伯格不同的是，他自己不做任何重要的实验室研究，但他相当顽强，也受过很不错的训练。

他的工作能力和果断性集中体现在两件事上。第一件事发生在美西战争后的哈瓦那。他并不属于研究黄热病的里德小组，后者的工作事实上也未能使他确信蚊子传染这种病。不过，他还是被指派到哈瓦那灭蚊。他圆满地完成了工作——尽管还有人怀疑这项工作的有效性，使得1902年黄热病死亡率下降到零。是零啊！而疟疾死亡率下降了75%（这个结果使他相信蚊子假说是正确的）。当他后来负责扫清来自巴拿马运河沿线建筑点上的黄热病时，迎接他的是一个更重大的胜利。在这项工作中，他的上级否认“蚊子假说”，给他的资源几近于无，并且妄图削弱他的权威、破坏他的努力以及诋毁他的人品，目的就是为了将他替换下来。他坚持下来了——并取得了成功，部分依赖于他对疾病所表现问题的了解和洞察，部分依赖于他对付那些职业官僚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一个公共卫生和健康方面的国际专家，他也赢得了人们的尊敬。

戈加斯1914年当上军医署长，上任伊始即与国会议员及参议员周旋，索要钱和权力，以备美国参战之需。他不想重蹈斯滕伯格在美西战争中的覆辙。1917年，他认为自己已经功德圆满，于是递交了辞呈，准备转投洛克菲勒资助的国际卫生项目。当美国参战后，他撤回了辞呈。

此时的戈加斯63岁，白头发，一副八字胡，很瘦——从小他就体弱多病，所以尽管他的食欲好得堪与韦尔奇抗衡，他还是很瘦。他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将自己置身于一群最出色的人之中，同时又尝试着将自己和他们的影响注入军队计划中。在准备新建几十座营房时，战争部高级长官并未向他咨询选点问题，但军队工程师在实际设计训练营时很在意医疗部的意见，他们迫切地想要避免1898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