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正密切关注着他们的欧洲对手，后者正在力图完善杀人武器。

技术在战争中总是紧要问题，而这是第一场真正的科学之战，第一场为工程师及其能力量身定做的战争——不仅要建造大炮，还要建造潜艇和飞机坦克；第一场为化学家和生理学家的实验室量身定做的战争——发明或者抵御致命毒气。如同自然界一样，技术总是展示其冰冷的一面，但又为其影响加温。一些人甚至把战争本身看作一个庞大的实验室，在其中试验和改进的除了硬科学外，还有群体行为的相关理论、生产方法的科学管理理论以及被视为新科学的公共关系理论。

美国科学院本身就是在内战期间为指导政府对科学进行管理而诞生的，但它并不导引或协调有关战争技术的科学研究。美国没有哪个研究所这么做。1915年，天文学家海耳（George Hale）怂恿韦尔奇和科学院的其他人领头创建这样一个研究所，他说服了他们。韦尔奇1916年4月写信给威尔逊总统说：“科学院视自愿协助并确保其成员无条件应征入伍为己任，以备战争所需。”[1]当韦尔奇初抵霍普金斯大学时，威尔逊是那里的研究生。后者立即邀请了韦尔奇、海耳和其他人到白宫，他们提议设立一个国家研究理事会来指导所有与战争相关的科学工作，但首先需要总统正式提交建会申请。威尔逊立即就同意了，尽管他坚持该提议要保密。

威尔逊想保密是因为任何备战行为都会引发争议，而且他准备动用所有的政治资本来建立国防理事会，为国家参战后政府接管经济资源的生产与分配所需的变革制订计划。理事会成员由包括战争部长和海军部长在内的6名内阁部长及7名政府外人士组成。[具讽刺意味的是，鉴于威尔逊强烈的基督教思想，7人中有3个是犹太人：美国劳工联盟领袖龚珀斯（Samuel Gompers），金融家巴鲁克（Bernard Baruch）以及西尔斯百货公司总裁罗森沃尔德（Julius Rosenwald）。几乎与此同时，威尔逊还任命布兰代斯为联邦大法官。所有这些都标志着犹太人第一次在政府中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

但有威尔逊的默认就足够了。韦尔奇、海耳和其他人成立了他们的新组织，吸纳了若干领域中有威望的科学家，这些科学家能召集其同行从事一些特定领域的研究，这些研究与其他领域的研究相结合，具有潜在的应用价值。医学就是如此，已经成了战争的一种武器。

此前，美国医学科学界已经形成了一种组织框架。当然，这种框架并未以任何外在形式表现出来，但确实是存在的。

坐镇顶端的韦尔奇是总指挥，他的匆匆一瞥就能改变有些人的一生，他的微微颔首就能令大笔经费流向某个研究所。只有他在美国科学界拥有如此力量，自他之后再也无人拥有这样的权力。

下一梯队是一小批韦尔奇的同一代人。他们曾同韦尔奇并肩作战，改变美国的医学，也有着为人称道的良好声誉。同样是许多研究所的创始人但屈居韦尔奇之后的是沃恩，他在密歇根创办了一个实体，成为唯一的霍普金斯大学之外呼吁医学教育改革最重要的声音。在外科方面，查尔斯·梅约（Charles Mayo）和威廉·梅约兄弟早已奠定了他们的巨匠地位，也是促进变革极为重要的同盟力量。在实验室方面，西奥博尔德·史密斯表现得相当活跃。在公共卫生领域，比格斯接管了州卫生局，已经使纽约市卫生局成为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地方卫生局。而在罗德岛州的普罗维登斯市，蔡平（Charles Chapin）已经将最严格的科学运用于公共卫生问题，他由此得出的结论正变革着公共卫生实践。此外，在美国军方，陆军军医署长戈加斯（William Gorgas）也已享誉世界，秉承并光大了斯滕伯格的传统。

国家研究理事会和国防理事会都有医学委员会，由韦尔奇本人、戈加斯、沃恩和梅约兄弟掌控。他们5人都曾担任过美国医学会主席。但引人注意的是，布卢（Rupert Blue）不在其列，当时他是外科主治医师以及美国公共卫生部负责人。韦尔奇及其同事对布卢的能力及判断力持怀疑态度，因而不仅阻挠他参加这些委员会，而且不允许他提名自己的代表。他们从公共卫生部另找了一个他们信任的科学家。公共卫生部负责人的参与如此之少可不是个好兆头。

计划甫一开始，这些人就关注着战争中最大的杀手——不是战斗，而是传染病。纵观历史上的战争，死于疾病的士兵常多于战斗伤亡人数，而传染病通常还会从军队传播到平民之中。

的确是这样，不管是在古代还是美国内战中，有一人因战而亡就有两人患病而死（美国内战双方计数，185 000人死于战斗或受伤，373000人死于疾病）。即使在科学家接受了病菌学说以及现代公共卫生措施之后，死于疾病的士兵仍旧多于阵亡士兵。[2]在英国和南非白人殖民者之间发起的布尔战争（1899—1902）(1)中，每有一名士兵阵亡，就有10名士兵死于疾病（英国人还把将近1/4的布尔人投入集中营，导致26370名妇女和孩子死于集中营）。在1898年的西班牙—美国战争中，每有一个美国士兵因战斗伤亡，就有6个病故——差不多都是死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