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500万人所需的伤寒疫苗，[7]洛克菲勒研究所则生产预防肺炎、痢疾、脑膜炎的免疫血清，后来成为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华盛顿卫生学实验室则负责准备天花疫苗以及白喉和破伤风抗毒素。

戈加斯还将几辆有轨电车改造成当时最现代化的实验室——配备这些车的资金不是由政府，而是由洛克菲勒研究所和美国红十字会提供，并将这些移动实验室派驻到全国各个战略要点上。正如弗莱克斯纳对戈加斯的助手弗雷德里克·罗素（Frederick Russell）上校说的那样，它们整装待发，“将前往任何一个有肺炎或其他流行病爆发的军营中去”[8]。

甚至在建造军营之前，戈加斯也为“预防传染病”[9]创建了一个特殊的部门，并配置了最合适的人员。刚从英、法军营巡视归来的韦尔奇对可能存在的薄弱环节比较了解，因此由他来负责这个部门。其余5名成员分别是：弗莱克斯纳、沃恩、罗素、比格斯和罗德岛州的蔡平。每个人在国际上都颇有声望。他们为军队制订了最大程度降低流行病发生率的周密计划。

与此同时，1917年大批军队涌入军营时，洛克菲勒研究所的科尔、埃弗里（Oswald Avery）及其他一些转而专攻肺炎的科学家发布了一则特殊的警告：“虽然肺炎主要呈地方性发生，但也许出现过我们不得而知的或小或大的流行。它曾是威胁到巴拿马运河开凿工程的最严重的疾病。”[10]它甚至比黄热病还严重，对此戈加斯十分清楚，“肺炎在大量易感人群聚集地区的盛行，将令事态变得极为严重。肺炎[似乎]特别容易感染新兵。[1916年]在墨西哥边境的少数部队中爆发了流行性肺炎。

这件事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若在冬季把大批易感人群集中到一起，我们的军队中很有可能会悲剧重演。”

然而，戈加斯所在军队的上级长官对此警告充耳不闻。结果不久后，军队就尝到了流行病侵袭的苦头。不过这对病毒和药物而言还只是一次小试牛刀。

1917年和1918年的交接之冬是洛基山脉东部有史以来最冷的一个冬天。兵营里塞满了人，还有几十万人住在帐篷里，营地医院和其他医疗设施尚在搭建。在一份军方报告中，部队勉强承认了未能提供冬衣乃至供暖的失误。然而，最大的危险乃是过度拥挤。

弗莱克斯纳警告说：“当时的状况就像人们把各种病症带到了一起，每个人都得了以前没得过的病。这种状况由于管理混乱和缺乏足够的实验设备等失误而愈演愈烈。”[11]沃恩的抗议起不到任何作用，后来他称这些军队的做法“简直疯了……因此而白白牺牲的生命难以估算……其实在军队集结之前就已有人向有关部门指出接下来的动员阶段会存在的危险，但答复却是：‘动员的目的是让国民尽快成为训练有素的士兵，而不是给他们实地教授预防医学。’”[12]在那个难熬的寒冬里，麻疹侵袭了军营并很快流行起来。麻疹通常只发生在儿童身上，症状也仅是发热、出皮疹、咳嗽、流鼻涕以及身体不适。但就像其他儿童病一样——尤其是病毒性疾病——当麻疹攻击成年人时，力度非常之猛。（21世纪初，全球每年仍有100万人死于麻疹。）

这场爆发的流行病用各种方式折磨着患者：高烧、对光极其敏感、剧烈地咳嗽。并发症则包括重度腹泻、脑膜炎、脑炎（大脑的炎症）、严重的耳部感染以及痉挛。

由于已感染士兵在军营之间来回走动，病毒被带到了各处，像保龄球击倒木瓶一样横扫所有营地。沃恩报告说：“1917年秋，没有一列开到韦勒营[佐治亚州梅肯附近]的军用火车不携带1—6个麻疹患者。这些人……在露营中和火车上把病毒传染给了其他人。这种情况下，要阻止麻疹的扩散已非人力所能及。”[13]圣安东尼奥外的特拉维斯营有30 067人。圣诞节前就有4571人病倒。福斯顿营的平均兵力超过56 000人，其中3000病重者需要住院。[14]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利夫营和马萨诸塞州的德文斯营中的情况也差不多。新墨西哥州柯迪营的25 260人原本未受麻疹侵染，但好景不长，福斯顿营的人到那儿后不久，麻疹就席卷了整个营地。

一些年轻人开始死去。

研究人员尚未研制出预防麻疹的疫苗，也没制成治疗用免疫血清。

大部分患者的主要死因是继发性感染——病毒削弱了肺部的免疫防御能力，细菌继而侵入肺中引发继发性感染。洛克菲勒研究所和其余各处的研究人员竭尽全力寻找控制细菌感染的方法，取得了一些成效。

与此同时，军中发布了禁止士兵挤在炉边烤火的命令，并派军官下到军营和帐篷中监督执行。然而，尤其是对于在严冬酷寒中还睡帐篷的几万名士兵来说，不围着火炉是不可能的。

当时，所有麻疹并发症中最为致命的当属肺炎。从1917年9月到1918年3月流感爆发前的半年间，一共有30 784名美国士兵患肺炎而病倒，其中5741人死亡，几乎所有的肺炎都是由麻疹引起的。[15]在谢尔比营，由麻疹引发的肺炎而导致的死亡数占总死亡数——包括病亡、车祸、事故、训练意外等——的46.5%。1917年11—12月，鲍威营有227人因病死亡，其中212人死于麻疹并发的肺炎。在29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