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病人放血并不是有效的治疗方法）；他还和其他人一起进行尸体解剖，以寻找器官状况与症状的联系；比较患病器官与健康器官的差异，并对其功能进行细致研究。

他的发现令人震惊并受到瞩目，而且有助于形成一个关于疾病的新概念：具有自身特点并且客观存在的事物。17世纪初，西登哈姆（Thomas Sydenham）着手为疾病分类，但他及他的大多数追随者同希波克拉底和盖仑的观点一致，依然认为疾病是人体失调所致。现在，一门新的“疾病分类学”正逐渐形成，重新对疾病进行分类和编目。

人们开始认识到，疾病是侵入身体实质部分的事物，是一个独立的实体，而不是血液中的扰乱物。这为革命的到来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认为路易斯以及后来成为“数值系统”的事物产生了巨大影响并非谬赞。因为诸如听诊器、喉镜、检眼镜、体温和血压的测量方法以及人体器官研究等方面的进展，都令病人和医生间产生了距离，同时也使病人远离了疾病——它们令人性客观化了。即便有比福柯（Michel Foucault）更有地位的人出面，谴责这场巴黎运动为把人体贬为物体的始作俑者，[22]推动医学前行的步伐依然未曾停歇。

然而，这场运动仍然受到同时代人的抨击。某个具有代表性的批评家控诉道：“从此观点出发的医学实践是彻头彻尾的经验主义，是缺乏理性引导的行为，是最为低级的实验观察和零碎事实。”[23]尽管批评之声不断，数值系统还是慢慢赢得了人心。19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英格兰，身为流行病学家的斯诺（John Snow）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将数学应用在医学上。他对霍乱的爆发模式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观察：哪些人得了霍乱，患病者住在哪里，他们的生活方式如何；健康者又住在哪里，他们又如何生活。他沿着疾病追根溯源，找到了伦敦市内一口被污染了的井。于是斯诺得出结论，是污染的水源导致了这场疾病。这是一次极为出色的侦察，也是一项出色的传染病学工作。巴德（William Budd）借用了斯诺的方法论，并迅速将之应用到伤寒的研究上。

19世纪50年代，斯诺和巴德在得出各自结论时，并没有用到科学知识和实验室结果，在当时，疾病的病菌学说尚未被提出。就像路易斯的研究证明了放血疗法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但无效而且更糟一样，斯诺和巴德的工作其实在一个世纪甚至1000年前就能进行了。但他们的工作反映了一种新的世界观、新的研究方式、新的方法论以及将数学作为分析工具的新应用。(12)

同时，医学也通过借鉴其他科学得以进步。物理学提供的洞察力使研究者们能够记录通过神经纤维的电脉冲。化学家则分离了细胞组分。

当研究者们开始使用一种神奇的新工具（19世纪30年代开始使用的装有新式消色差透镜的显微镜）时，一扇通往更广阔世界的大门即将开启。

在这个广阔世界中，领军的是德国人。部分原因是选择使用显微镜的法国人比德国人要少，另一部分原因是19世纪中叶时，法国的医生普遍对做实验或设计一些探索甚至操纵自然的条件等缺乏兴趣。[法国两位长于做实验的科学巨匠巴斯德和伯尔纳（Claude Bernard）都不在医学院任职，这并不是巧合。与亨特给琴纳的建议异曲同工，生理学家伯尔纳曾对一名美国学生说：“为什么要思考？彻底实验后再行思考。”[24]

与此同时，德国的魏尔啸（Rudolf Virchow）(13)——他和伯尔纳都于1843年获得医学学位——创立了细胞病理学，提出了疾病始于细胞水平的概念。在德国，数量多于其他国家的杰出科学家正积极投身于用实验探索自然的工作，许多以这些科学家为首的著名实验室也逐渐建立起来。亨勒（Jacob Henle）是阐明现代病菌学说的第一人，他以“只有向自然提问，她才会作答”[25]响应培根。

在法国，巴斯德写道：“我就站在谜底的旁边，神秘面纱即将揭开。”

医学史上从未有过的激动人心的时代来临了，广阔世界的大门正在打开。

尽管如此，除了在霍乱和伤寒上的发现——即使这些也是慢慢才被接受的，新的科学知识中只有很少一部分转化成治疗或者预防疾病的手段。它们中的大部分虽被发现但没被弄清楚。例如，1868年，一名瑞士研究员从细胞核中分离出了脱氧核糖核酸（DNA），但对它的功能却一无所知。直到3/4个世纪之后，在一些与1918年大流感直接相关的研究结论中，才有人推测——也仅仅是推测而非证明——DNA可能携带有遗传信息。

所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科学的进步实际上导致了“治疗虚无主义”。医生们渐渐不再对传统治疗手段抱有幻想，但他们也不知道能用什么来取代。响应于路易斯和其他人的发现，1835年，哈佛大学的雅各布·比奇洛（Jacob Bigelow）在一次重要演讲中提出：“具备正常判断力和丰富经验的大多数从医人员不存偏见的观点是……如果任由所有的疾病自由发展，死亡和灾祸的数量将会减少。”[26]他的演讲产生了影响，同时也反映出医学陷入的混乱局面及其从业者所遭受的挫败。医生们一边放弃了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