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红，因此认为这是由毛细血管扩张引起的，并且推论发热的直接原因是这些血管不正常的“痉挛行为”。他进一步推论，所有的发热现象都是由毛细血管紊乱引起的，而毛细血管是循环系统的一部分，因此发热与整个循环系统的高压有关。拉什建议用“减液”，比如静脉管切开术（放血）来控制这种痉挛行为，其效果将是显而易见的。

他是“英勇医疗”最积极的鼓吹者之一。当然，“英勇”是对病人来说的。在19世纪早期，整个欧洲都对他的理论赞赏有加，一个伦敦医生评价拉什集“几乎史无前例的地位、睿智和判断力于一身”[16]。

今天提醒人们医学体系接受放血观点的是一本英国期刊的名称——《柳叶刀》（The Lancet，一份世界顶尖的医学期刊）。柳叶刀就是医生用来切开病人血管的器械。

如果医学的第一谬误是不通过实验而探索自然现象，单靠观察以及对观察结果进行推理而得出结论（事实上，这个谬误持续了2000年没有遇到挑战，但在接下来的区区300年间就被逐渐瓦解），那么，这个谬误将——最终——被修正。

我能知道什么？我如何得知？

既然单凭推理就能够解决数学问题，既然牛顿靠思考就在物理学中走通了一条路，那为什么人们不能推理出身体的运作机制呢？为什么单单使用推理方法在医学上就失败得如此彻底呢？

一种解释是，希波克拉底理论和盖仑理论提供的医疗体系确实达到了人们期望的效果。这些医疗体系似乎很有效，所以希波克拉底—盖仑模型被应用了那么长时间，这不仅因为它逻辑上一致，还因为它好像很有疗效。

确实，今天被称为“静脉切开术”的放血疗法可以帮助治疗一些罕见的疾病，如红细胞增多症。这是一种罕见的遗传疾病，会造成人体血容量增多，或者在血液携铁过多时表现为血色素沉着症。还有更为常见的急性肺水肿，当肺部充斥液体时，放血可以缓解急性症状，而且目前仍在使用。举个例子，发生淤血性心力衰竭时，肺部过多的体液会使患者感觉非常痛苦，如果心脏最后不能将体液从肺部泵出，病人会因此送命。在这种情况下为患者放血能极大地缓解病情。于是，放血理论得到了有力的支持。

即使医生们看到病人因放血而变得虚弱，他们也仍然认为这种虚弱是有利的。一个病人因发热而面色通红，那么按照逻辑来说，如果放血可以减轻症状——令病人变得苍白，那么放血就是好的治疗方法。使病人苍白下来就说明这种方法生效了。

最后，伴随血液的流失会产生一种欣快的感觉。这更有力地支持了放血理论。所以放血不仅使希波克拉底和盖仑系统在逻辑上具有意义，而且有些时候还在医生和病人的心理上起到积极强化作用。(11)其他疗法在某种意义上也达到了它们的原始意图。直到19世纪中叶——美国的南北战争彻底结束之后，大部分医生和病人仍然将身体视为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仍然将一种明确的症状视为整个身体失衡、失调的结果，仍然主要将疾病看作存在于身体内部并且是其自己产生的某种东西。正如历史学家查尔斯·罗森堡（Charles Rosenberg）指出的，尽管人们已经知道了天花的临床病程，并且清楚牛痘可以预防它，但天花依旧被当做身体系统疾病的表现。[17]从脊椎指压疗法的“半脱位”到中医的“阴阳”，这些希波克拉底—盖仑模型之外的医学传统也将疾病视为全身失衡的结果。

医生和病人希望医疗方法可以加大加快疾病的自然发展和自然康复的过程，而不是阻碍这种过程。[18]一些含有有毒物质（如汞、砷、锑和碘）的处方会使身体状态发生改变。设计用来使身体起水疱的疗法，以及设计用来发汗和呕吐的疗法都是为了这个目的。一个医生在碰到一例胸膜炎病例时，他给病人樟脑，并且在记录这个病例时称“充分的排汗使病情骤然减轻”[19]。他相信，他的方法治愈了病人。

然而，一个病人的好转并不能证明一种疗法的有效性。1889年版的《默克诊疗手册》（Merck Manual of Medical Information）推荐了100种治疗支气管炎的方法，每一种都有其忠实的拥护者，但是该手册当今的编者认为“这些方法没有一种是有效的”。该手册还推荐了晕船的治疗方法——服用香槟酒、番木鳖碱和硝酸甘油。

当一个疗法明显无效时，医生和病人间错综复杂的——亲密无间的——关系开始发挥作用，双方都投入了感情。从希波克拉底时代到今天，有一个真理恒久未变：当面对一个绝望的病人时，医生常常是无心做任何事；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想做的太多了以至于什么都做不成。

于是这个同病人一般绝望的医生会尝试任何方法，包括那些他们自己知道无效但也无害的方法。至少，病人可以从中得到些许安慰。

一位癌症专家承认：“事实上，我自己也做同样的事。如果我治疗一位泪流满面、无比绝望的病人，我会给他低剂量的α-干扰素，尽管我不相信它能治愈病人，但它没有副作用，而且能给病人带来希望。”癌症还给我们提供了其他的例子。没有真正的科学证据可以证明紫锥菊对癌症有功效，但在今天的德国，它被医生作为药方广泛地开给晚期癌症病人。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