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满满当当的，看起来就像是由无数冰棱组成的灌木丛——架子上摆满了试管，到处是成堆的培养皿和移液管，但这使他感到很温暖，他觉得实验室比自己的家更舒服。但他不喜欢这次这样的工作。使他烦恼的并不是要尽快找到答案的压力，即便在从事脊髓灰质炎研究时他也从未为此苦恼过。那时正是脊髓灰质炎大肆流行的时候，当局不得不规定，只有持许可证的人才能出行。真正使他烦恼的是，他必须放弃正规的科学方法。为了成功研制出疫苗或抗血清，他必须在还没有形成定论的结果上进行一连串的猜想，而且每个猜想都必须正确。

他已经作出了一个猜想，即便他并不确切知道是什么引起了这种疾病，也不知道他是否能够预防或治愈这种病，但他相信自己已经知道它是什么了。

他认为这是一种流行性感冒，尽管它与以前所知的所有流感都不一样。

刘易斯是正确的。1918年出现了一种流感病毒——它很可能是在美国产生的，而且即将席卷全球，其致命的威力最早在费城等地显现。到1920年它销声匿迹之前，在这场全球大流感中丧生的人比人类历史上在其他所有疾病爆发中死去的人都多。虽然14世纪死于黑死病的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很高（超过了欧洲总人口的1/4），但粗略估计，在这次流感中丧生的人更多，比目前死于艾滋病的人还要多。

对流感死亡人数最保守的估计是2100万，而当时全球人口总数还不及今天的1/3。这个数字是根据当时对疾病的研究估算的，后来经常被报纸引用，但这个数字肯定不准确。现在的流行病学家估计，在全球范围内大约有5000万人[2]在大流感中丧生，这个数字甚至可能高达1亿。

这些数据显示出流感的可怕，但其他一些数据蕴涵着另一个更可怕的事实：普通流感的受害者是老人和儿童，而这次流感中近一半的死者是正值人生顶峰的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库辛（Harvey Cushing）(3)——一位年轻聪颖而且后来颇具声望的外科医生，也曾因患流感而重病不起，并且终生未能从可能是流感引起的并发症中恢复过来。他称这些流感的受害者为“双重死亡”[3]，因为他们死的时候还是那么年轻。

没有人能够知道真正的死亡人数，但如果上述估计是对的，那么流感病毒就导致了当时8%—10%的青年人丧命。

他们死得又快又惨烈。尽管大流感持续了两年多，但大约2/3的人在24周之内就死去了，这些死者中又有一大半是在更短的时间，也就是在1918年9月中旬到12月上旬期间死亡的。大流感在一年内杀死的人比中世纪黑死病在一个世纪内杀死的人还多，24周内的受害者比艾滋病24年内杀死的人还多。

除了杀伤力强以外，大流感与黑死病及艾滋病在其他方面也类似。

和艾滋病一样，它夺去了那些原本最该生活下去的人的生命。而即使是在1918年费城这样一个现代化大都市，牧师们也不得不像中世纪肺鼠疫肆虐时一样，赶着马车在街上吆喝，让那些躲在紧闭的门后面、胆战心惊的人把屋子里的尸体搬出来。

1918年的大流感事件不是一个简单的关于毁灭、死亡和绝望的故事，也不仅仅是一个社会如何与自然强加于人类社会的灾难作斗争的故事。

它还是一个关于科学和探索的故事，一个关于人们应该怎样改变思维方式的故事，一个关于人们在近乎完全混乱的环境中应该怎样冷静思考然后作出果敢抉择并付诸行动，而不是无谓地长时间争论的故事。

1918年的大流感是自然与现代科学的第一次大冲突，是人类社会和自然力的第一次大对决。在这个社会中，有人拒绝屈从于自然的力量，拒绝倚靠神助使自己免遭厄运，他们决定用发展的技术和自己的信念直面自然的力量。

在美国，这场流感也是关于包括刘易斯在内的少数几个人的故事。

他们就是那些没有在病魔面前退缩的人，包括为数不多的几名女性。他们大大发展了基础科学，现代医学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他们研制出的疫苗和抗毒素、发展出的技术至今仍在使用；在某些项目上，他们取得的研究成果与今天我们的知识水准也相去不远。

这些研究人员并不只是简单地将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与1918年大流感对抗的工作中，至少对其中的一些人来说，他们在这场对抗中还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在美国历史上的每一次战争中，死于疾病的人都比在战斗中阵亡的士兵多。历史上很多次战争中都有过疾病蔓延。研究过美国历史的领导者预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会有某种流行性疾病出现。他们对此进行了充分的准备，然而最终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疾病肆虐。

然而，这个故事应该从更早说起。在医学有望对抗病魔之前，它首先必须是科学的。医学需要变革。

由于患者的特质和身体状况及其他方面各自不同，而医生的对策亦不同，所以医学还不能，而且也许永远也不能完完全全地成为一门科学。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几十年前，医学几乎还和两千年前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4)时代没什么两样。随后在欧洲率先开始的对医学理念的改革，最终改变了医学实践的状态。

即使在欧洲医学发生变革之后，美国医学还是迟迟没有改变。美国的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