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1918年，作为一名海军少校，保罗·刘易斯（Paul Lewis）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但他似乎从未适应军旅生活。军装常常令他局促不安，士兵们向他致敬时，他也总是显得紧张而狼狈。

而他却是个地地道道的勇士，一位与死亡搏斗的勇士。

在他遭遇死亡时，他直面死亡，挑战死亡。他像一个昆虫学家用昆虫针将蝴蝶钉成标本一般将死亡固定，再将其肢解、分析，然后找出击败这个敌人的方法。这种冒险对他而言已成家常便饭。

然而，1918年的9月中旬，死亡以前所未有的架势出现在他面前。

医院的院子里摆满了一排又一排的病人，很多人浑身是血，死状可怕而奇特。

刘易斯被请来帮助他们处理这个令人束手无策的神秘事件。虽然也算一名内科医生，但他还从未在病人身上操练过。更确切地说，他是一位科学家，是美国第一代医学科学家中的一员，时间都花在实验室里。

当时，他事业上已颇有建树，在国际上也享有声誉，而且他还很年轻，事业的巅峰触手可及。

早在10年前，他在位于纽约市的洛克菲勒研究所和导师合作，发现且证实了脊髓灰质炎(1)是由病毒所致，这个发现至今仍被看作病毒学史上的一块里程碑。随后，他研制出了一种针对脊髓灰质炎病毒的疫苗，这种疫苗作用在猴子身上，有效率几乎达百分之百。

这项贡献加上其他成就，为他赢得了成为菲普斯研究所奠基人的地位，该研究所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附属机构。1917年，他很荣幸地受邀到哈维讲座（Harvey Lectures）(2)作报告，当然，这似乎只是他日后人生道路上接踵而来的种种荣誉中的第一个。如今，有两位认识刘易斯且与许多诺贝尔奖获得者有交往的著名科学家的子女说，父辈曾告诉他们，刘易斯是他们遇到过的最聪明的人。[1]临床医生们找到刘易斯，请他解释这些水兵可怕的症状。他们当中很多人浑身是血，但这些血不是外伤所致，至少不是从他们被铁器或爆炸所造成的四肢伤口中流出来的，大部分是鼻血。有些水兵还咳血，另一些人耳朵出血。有些人咳嗽非常厉害，死亡后的尸体解剖表明，剧烈的咳嗽甚至导致他们的腹肌和肋软骨撕裂。还有很多人受剧痛折磨而发烧、说胡话，几乎所有尚能交流的人都抱怨说头疼，就好像有人在他们眼睛后方拼命将一根楔子敲进脑袋似的。他们还觉得身体剧痛无比，甚至连骨头都快痛断了。有几个人还呕吐。最后，一些水兵皮肤颜色出现异常，有些人唇边或指尖发青，还有少数几个人浑身发黑，以至于根本无法分辨出他到底是白人还是黑人。他们看上去几乎就是黑色的。

类似的病例刘易斯只见过一次。那还是在两个月前，一艘英国船上的部分船员被救护车从一个已被封锁的码头送往费城的另一家医院并被隔离起来。很多船员在那里死去了。对他们进行尸体解剖后发现，他们的肺部看上去与那些死于毒气或肺鼠疫的人一样。肺鼠疫是腺鼠疫的一种，但却比其他种类的腺鼠疫更可怕。

然而，无论那些船员死于何种疾病，这种病都没有传播开来，再没有其他人染上这种疾病。

但是，现在躺在院子里的这些病人使刘易斯深感困惑，同时也让他冷汗直流。他不仅担心自己能否处理这种疾病，还担心这种疾病究竟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因为不管是何种疾病侵袭了这些船员，这种疾病不仅仅是扩散而已，而是已经爆发性地蔓延开来了。

尽管人们想尽一切办法要控制它，但10天之前它还是在波士顿的一个海军基地里爆发了。切尔西海军医院的海军少校罗西瑙（Milton Rosenau）与刘易斯相识，所以他从刘易斯那里得知了此事。罗西瑙也和刘易斯一样，在美国宣布参战后放弃了哈佛的教授职位参加了海军，为国效力。他的公共卫生教科书被陆军和海军军医奉为“圣经”。

费城的海军基地对刘易斯的警告很重视，尤其当一支特遣队刚刚从波士顿抵达费城时。他们作好了一切准备，一旦有疾病爆发，就立即将所有病员隔离起来。他们相信隔离措施一定能控制住疾病。

然而，就在波士顿的特遣队抵达后的第四天，就有19名费城水兵被送往医院，他们的症状看起来与那种疾病相同。尽管他们以及与他们有过接触的人都被立即隔离了，但第二天又有87名水兵被送到医院，他们也被隔离了。两天之后，600名症状相似的病人又被送了进来。医院已经没有空床位了，医务人员也开始病倒。于是，海军方面就将数百名病得更厉害的水兵送往费城的市民医院，水兵和市民医院的工作人员开始在海军基地和市区间往来穿梭，就像在波士顿一样。与此同时，以前是波士顿，现在又是费城，患者们开始被送往全国各地……

这也是使刘易斯直冒冷汗的又一原因。

刘易斯去看过第一批患者，给他们抽血，检验尿样和痰液，给他们进行鼻冲洗，清理喉咙。他不断回到患者中间，反复收集样本并研究这些症状，以期获得任何一点新的线索。在实验室里，他和手下的每一个人都把精力投入到培养并鉴定病原体的工作中。他需要找出病原体，找到病因，更需要研制出可以治愈这种疾病的抗血清，或是一种可以预防它的疫苗。

刘易斯热爱实验室，胜过爱任何人和任何事。他工作的地方挤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