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院。这个医院不接受付费治疗，只接受那些患了正在研究的疾病的人。

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研究所有这样的设施。韦尔奇、弗莱克斯纳、盖茨以及洛克菲勒都有此愿望。但医院的首任院长科尔（Rufus Cole）将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他们，却是他们始料未及的。

科尔高高的个子，留着小胡须，举止优雅，其祖上在1633年就到了马萨诸塞州的普利茅斯。他实在不像是一个强硬的人，也看不出是一个能跟弗莱克斯纳对抗的人。但是，凡经他仔细思索的事情总能保持正确，他的见地强而有力。而且，他遵从证据而非个人喜好，以冷静和韧性来推动自己的想法。长期与他合作的同事里弗斯说，科尔是一个“谦虚、有点害羞的人”，“会为了避免冲突而让步”。但里弗斯又补充说：“他从霍普金斯毕业时就被认为是那批毕业生中最有前途的一个……如果你把他惹毛了，把他逼到墙角或背后扯他后腿什么的……一般你都会后悔，因为你会发现，这位老兄决不害怕战斗。”[1]科尔兴趣广泛，晚年还写了两卷有关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斯图加特王室以及英国内战的研究著作，长达1294页。但在研究所的午餐桌边，他全神贯注。海德尔伯格回忆说：“他会坐在那儿仔细聆听，然后提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对于在此方面知之甚多的人而言，通常显得非常幼稚，但是总会因此而带来新的火花而深化原来的问题。科尔博士在这方面真的是非常不简单。”[2]科尔的父亲和两个叔叔都是医生。在霍普金斯，他的导师巴克（Lewellys Barker）挨着病房建立了实验室以研究疾病，而不只是进行诊断测试。科尔在那儿已经完成了开创性的研究。这些经历可能影响他现在做“临床”研究时的处理方式——用病人代替试管或动物样本。

弗莱克斯纳把附属医院看作一个实验科学家实现想法的试验场，在这里科学家可以控制试验疗法，医生治疗病人和技术人员对待实验动物没什么差别。

科尔却持不同观点。如里弗斯所言，他不允许医院及其医生“像女仆一样服务，他和同事们不打算检验野口（Noguchi）(1)、麦萨尔（Meltzer）(2)或列文（Levene）(3)的想法。科尔坚持认为照顾病人就是在研究病人”[3]。

在致主管的一封信中，科尔解释了为什么临床医生应该是从事重要研究的成熟科学家：“医学研究的最大障碍就是实验室和病房之间研发与应用的障碍。临床实验室存在的主要意义只是辅助诊断。因此我迫切希望医院的实验室能发展成为真正的研究型实验室，并希望医院的医生能获准承担一些实验工作。”[4]这不是简单的势力大小或官僚主义问题。科尔开创的先河别具意义。他号召（要求）治病的医生承担一些跟病人相关的疾病研究。这类工作也曾在别的地方出现过，但不如科尔设想的这般系统。

这样的研究不仅威胁到研究所单纯从事实验研究的科学家的地位，而且连带地改变了医生—病人的关系。这相当于承认一个事实：没有病人的配合，医生不知道也无从了解病因。因为任何一个严格的研究都需要一个“对照”，这就意味着随便一个与医生最佳判断相左的可能性，都可能影响病人最终接受的治疗方案。

无论生性羞怯与否，科尔都不会屈服，于是弗莱克斯纳屈服了。结果是洛克菲勒研究所医院把科学直接应用于医疗，创造出临床研究模式，一个今天还在被世界最大的医疗研究中心——位于马里兰州贝赛斯达市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沿用的模式。该模式让研究者学习，也让他们准备行动。

洛克菲勒研究所医院于1910年成立。当时，美国最好的医学科学及医学教育已能与世界列强相提并论了，但美国国内的医学平均水平却与一流水平相差甚远，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将最差的和最好的截然分开。

实际上，也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将军、上校和少校，但他们没有中士、下士或士兵；他们无军可领，至少没有一个得力下手。最好的与平均水平之间的鸿沟必须跨越，最差的则必须清除。

已在第一线的医生们不能做到这一点。他们靠自己来决定是否采用科学方法，很多人是采用了。弗莱克斯纳本人在一个很差的医学院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但收获颇丰，这正好印证了韦尔奇的观察：“结果要好于体制。”[5]

然而，医学教育体制仍然需要大力改革。改革的呼声从19世纪20年代就开始了，却只在少数精英学校中有所实现。

即使是这些精英学校，改革的步伐迈得也不大。哈佛到1901年才紧跟着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效仿霍普金斯，要求医学院学生必须具有大学学历。但即使最好的医学院也没法完全效仿霍普金斯公开招募优秀教员，而不是从当地医生中选取临床医学教授。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的校史不得不承认，“教员的‘近亲繁殖’很难突破”。哈佛的临床医学教授实际上是由一群医生挑选出来的，这群医生在哈佛并没有职位，他们聚集在塔汶俱乐部作决定，通常都是论资排辈。直到1912年，哈佛才从该团体外挑选了一位临床医学教授。[6]来自教授内部的压力也促进着改革。不仅霍普金斯，密歇根、宾夕法尼亚、哈佛和其他一流医学院的教员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