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大部分美国医学院依然没有与教学医院或大学建立任何联系，大部分教授的工资依然来源于学生的学费，而学生们依然是直至毕业都没接触过任何病人。因此，韦尔奇毫不夸张地说，除了霍普金斯医学院外，没有一个美国的“医学院将是否具备进入名校前所必备的知识和方法作为录取准则。……有些医学院则根本不要求提供接受过预备教育的证明”[1]。

相反，霍普金斯医学院是通过自身而不是学生的学费来支付教员薪水的，它不仅要求学生有大学学位，还要求他们会流利的法文和德文，并且具有文理科知识背景。的确，这些要求如此严格，以至于韦尔奇和奥斯勒担心，霍普金斯会令学生们望而却步。

但学生们还是来了，而且成群结队。通过激励与自我选择，学生们聚集到这个学校。在这里，学生们不是简单地听课和记笔记。他们巡视病房，检查患者，作出诊断，听病肺扩张时发出的捻发音，共同感受肿瘤的异源性及其坚如磐石般的异常质感。他们进行尸体解剖，做实验；他们也进行探索，用解剖刀探察器官，用电流研究神经和肌肉，用显微镜观察肉眼观测不到的世界等。

并非只有霍普金斯一家在寻求变革，因为变革的需求已经被宣传了数十年。不少其他医学院的领导者——特别是密歇根的沃恩，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小威廉·佩珀（William Pepper Jr.），哈佛大学的库恩斯曼（1892年前任韦尔奇的助手），以及其他如西北大学、纽约内外科医学院以及杜兰大学的管理者，也都如韦尔奇和霍普金斯医学院一样，因同等迫切的需求而对这场变革予以同样的重视。美国医学会从一开始就不遗余力地推动着这场医学革命，而医生们也在寻求更好的培训机会，这由数千名医生赴欧洲学习可见一斑。

但大部分医学院变化不大，即使在哈佛、宾夕法尼亚大学或其他地方也是如此。改变通常只出现在激烈的内讧之后，其间还有顽固派教员发起无休止的后台斗争。小威廉·佩珀使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良好的发展，甚至连霍普金斯也来挖它的教员，但在经过16年的奋斗之后，他提及的不是成就而是“长期而痛苦的论战”[2]。

即使一些地方有所改变，霍普金斯和其他各处的鸿沟仍然存在。在哈佛接受过训练的库辛来到巴尔的摩做霍尔斯特德的助手。波士顿都没能为他适应两者差异提供任何准备，他发现霍普金斯是“陌生的……有关病理学和细菌学的话题我知之甚少，这使得我在最初几个月里花了大量时间，晚上独自待在房间，一面拿着德文课本，一面对着标本，专心研究外科病理学”[3]。

霍普金斯对医学界影响巨大。它成立半个世纪后，在1926年版《美国科学家》（American Men of Science）列出的1000位科学明星中，有243位拥有霍普金斯的学位，位列其次的哈佛是190位。甚至哈佛校长查尔斯·艾略特也承认，哈佛的研究生院“一开始发展不力”，“霍普金斯树立榜样后才开始发展壮大……事实上全国其他大学的真实情况也都和哈佛差不多”。[4]

霍普金斯已在医学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韦尔奇在1900年的记录表明，由哈佛管理的波士顿市立医院项目“除了霍普金斯的人，不希望其他人参与”[5]。到1913年，欧洲一位著名人士公开承认，在他所从事的研究领域里，美国的研究可与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相媲美，荣誉应“给一个人——霍普金斯大学的马尔”[6]。美国最先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的四人中，霍普金斯培养了三位，第四位则在欧洲取得他的最高学位。

在病人护理方面，霍普金斯的影响力也不相上下。就像所有的医学院一样，霍普金斯的大部分毕业生都当上了执业医生。在霍普金斯成立后的35年间，其毕业生中10%以上成了正教授，还有很多年轻的毕业生也正朝此方向努力。他们中的许多人将其他大学的医学院进行了整体转型——如哈佛的库恩斯曼和库辛、哥伦比亚大学的麦克卡伦（William MacCallum）、华盛顿大学的奥佩（Eugene Opie）、耶鲁大学的温特尼茨（Milton Winternitz），以及罗切斯特大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惠普尔（George Whipple）等。

凯利是一个向街头妓女布道的正统派基督徒，他的一个学生如是说：“他对我们表现出的唯一兴趣是他们的灵魂是否已得到拯救。”[7]但就是这个怪人，变革了妇科学并开创了放射疗法。就个人而言，霍尔斯特德在病人关怀方面的影响无人可比，是他将橡胶手套引入了手术室，也是他坚持在每一步手术前就做好各种准备工作。他是如此小心翼翼，以至于威廉·梅约（William Mayo）曾打趣说，霍尔斯特德的病人在他结束手术前就痊愈了。梅约兄弟俩还说，他们在霍尔斯特德那里获益匪浅。其实整个美国的外科学也从他那儿受惠良多：有72个外科医生曾在霍尔斯特德手下担任过住院医生或助理住院医生，其中53人成了教授。[8]

与其同时，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也把霍普金斯描述成这样一个地方：尽管“充满了痛苦”，仔细想想，却又“富有诗意……与应用科学的无比美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