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战争塑造和训练的不是一支军队，而是一个国家。”[6]

他采用了毫不手软的铁腕政策去训练国家。他确实有正当的理由可以证明，采用强硬路线是合理的。

由于一些同战争毫无关系的原因，美国曾是个频频经历变动的混乱体，它的本质和特性也时时在改变。1870年，美国只有4000万人口，其中有72%的人居住在小镇和农场。到美国参战的时候，人口已经增长到了约1.05亿。仅在1900—1915年间，就有1500万移民带着新语言和新宗教涌入美国，他们大部分来自东欧和南欧，其中一些是有色人种。战后的第一次人口普查（也是首次人口普查）发现，居民数量城市超过了农村。

美国最大的种族群体是德裔美国人，一份大型的德文刊物表示了对德国的同情。德裔美国人会对抗德国吗？爱尔兰共和军在1916年的复活节发动起义反抗英国的统治，爱尔兰裔美国人会为英国助阵吗？中西部是孤立主义者，在美国没有遭受攻击的情况下，它们会派兵越洋作战吗？民粹主义者本就反对战争，威尔逊的国务卿、三次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在1915年因威尔逊对于德国击沉“卢西塔尼亚”号事件的回应太过强硬而退出了内阁。社会主义者和激进的工会主义者在工厂、落基山脉的煤炭社区、西北部都很强势。而他们，是否会为了保卫资本主义而应征入伍？

威尔逊的强硬路线就是要胁迫这些原本不情愿的人支持战争，并且镇压或者铲除那些反对战争的人。甚至在参战前，威尔逊就警告国会：“我羞于承认的是，有一些美国公民……他们的不忠荼毒着国家生活的根本……这种失去理性、背信弃义以及无视政府的东西必须被根除。”[7]

他正准备这么做。

威尔逊的狂热几乎影响着国家的一切事物，包括时尚。为了节省布料——一种战争物资（任何东西都是战争物资），设计师收窄了翻领，缩小或索性省掉了衣兜。他的狂暴尤其影响了美国政府的每一项法令。

在南北战争期间，林肯（Abraham Lincoln）推迟颁布人身保护权的正式文件，使数百人被囚禁。但是，那些被监禁的人可能是真正危险的武装叛乱分子。林肯的身后留下了格外尖锐的批评，经久不息。威尔逊相信他自己没有做得更过分，他对堂兄说：“多亏了林肯[8]，我不会再犯他的错误。”

政府强迫民众顺从，用各种方式控制言论，比如恐吓的方式，这在美国是前所未闻而且也是后无来者的。发布参战宣言之后不久，威尔逊在国会的合作下推行了《反间谍法》（The Espionage Act），但它只是在新闻审查制度合法化上纠缠不清，尽管威尔逊称其为“一个势在必行的法令”[9]。

这个法案使得邮电部长伯利森（Albert Sidney Burleson）有权拒绝递送任何他认为是不爱国或者是受到政府批评的期刊。并且，国内的大部分政治演说在电台播出之前都要通过邮件接受审查。伯利森是一个心胸狭窄、睚眦必报的南方人，他表面上是一个人民党党员，但是他更接近于蒂尔曼（Pitchfork Ben Tillman）而不是布赖恩那一翼。伯利森不久就命令，停止递送任何有迹象显示对战争欠缺热情的国内出版物和外语出版物。

而司法部长格雷戈里（Thomas Gregory）索要的权力则更大。格雷戈里是一名改革论者，在威尔逊提名布兰代斯（Louis Brandeis）为最高法院法官一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布兰代斯是一名自由主义者，也是进法院工作的首位犹太人。现在，留意到美国是一个“由民意统治的国家”[10]，格雷戈里打算帮着威尔逊统治民意，进而通过民意统治国家。

他要求国会图书馆馆长向他报告某些特定书籍的借阅者名单，并且解释说，政府需要监控“个人因偶然或者冲动所致的不忠言论”[11]。后来，格雷戈里又积极推动制定一项涉及面更广的法令，这样可以惩罚那些“出于好的动机或者……（如果）是未被查明的卖国动机”[12]的言论。

曾有过这样的一项法律。那是在1798年，在法国不宣而战的战争压力下，北部联邦主席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及其党派通过了《镇压叛变法》（The Sedition Act），该法将“以印刷、发表或发行……任何虚假的、诽谤性的和恶意的文字作品”方式攻击政府的行为都定为违法。但这项法令激起了争议，导致亚当斯连任失败，并且引发了历史上唯一一次对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弹劾，因为大法官蔡斯（Samuel Chase）不但帮助大陪审团审判一些评论家，而且对这些评论家从严惩处。

威尔逊政府的政策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没有造成太大的反对。新的《镇压叛变法》规定，“发表、印刷、撰写或发行任何反叛、亵渎、贬低或侮辱美国政府言论的行为”，可判处20年监禁。人们会因为咒骂或批评政府而入狱，即使他们所说的是事实。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起草了最高法院意见，认为该法案——战后其仍坚持对被告判处较长的刑期——是合乎宪法的，并提出，《第一修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