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瓷过滤器，只有液体可以。消毒后的滤出液体仍能致病，这就证明罪魁祸首是一种可溶性的毒素。

与此同时，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生理学家休厄尔（Henry Sewall）则在研究蛇毒，其化学性质与很多细菌毒素类似。1887年他接种了一些鸽子，使其免遭响尾蛇毒素的侵害。

如果鸽子可以接种免疫，人类似乎也应该可以。和研究霍乱时的情景一样，法国和德国的科学家开始相互竞争，在休厄尔和法、德两国科学家科研进展的基础上，他们对白喉和破伤风进行研究。1890年12月，科赫的学生贝林（Emil Behring，此人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奖）和北里柴三郎（Shibasaburo Kitasato）报道，将对破伤风免疫的动物血清（把血液中所有固体成分去除后留下的液体）注射给不同的动物，它们同样对破伤风产生免疫力。

这篇文章震惊了科学界。当时，白喉的研究还仅仅停留在实验室水平。直到1891年圣诞节后，德国科学家才在柏林第一次尝试治疗白喉患者，并获得了成功。

科学家发现的不单单是一种预防疾病的方法，他们发现的是一种能治愈疾病的方法。这是第一次治愈患者。

接下去的几年间，人们一直在继续这种尝试。1894年，巴斯德研究所的鲁在布达佩斯举行的国际卫生大会上，宣读了他关于白喉抗毒素血清的实验总结论文。

在场听众中很多是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当鲁报告完毕后，这些在各自领域颇有名望的专家忍不住起身喝彩。他们站在椅子上，经久不息的掌声与各种语言夹杂的欢呼声响彻了整个会场，上空则飞舞着被抛起的帽子。接下来，韦尔奇汇报了美国在这方面开展的实验，这些实验验证了法国人和德国人的工作。每个与会代表都带了一瓶这种神奇的药水[13]回去。

后来在一次美国医生协会（这是为鼓励医学科学而创建的一个协会）的会议上，韦尔奇在主题发言中提到：“治疗血清的发现完全是实验工作的结果，而不是意外所得。发现的每个步骤都有迹可循，每一步都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解决一个明确的问题。这些研究及所导致的发现开创了医学史上的新纪元。”[14]他的这番评论不是开战宣言，而是胜利之歌。医学科学已经发展到不仅能预防，而且能治愈原先非常恐怖并导致病人大量死亡的疾病了。

如果说法国和德国科学家发现了抗毒素，那么，美国纽约市卫生局实验部主任帕克（William Park）及副主任安娜·威廉斯（Anna Williams，可能是全美国甚至全世界最杰出的女细菌学家）则改造了它，使发达国家的每一个医生都很容易地得到它。这是一对古怪的组合：帕克想法独到，富于创造性思维但又沉静得近乎冷漠，思维极其清晰而有条理；威廉斯则热情奔放，敢于冒险，极富好奇心，是那种想急切拆开新发明看看其如何工作的人。但他们配合得天衣无缝。

1894年，他们发明了一种新方法，使毒素的毒性增强到欧洲人所用方法的500倍。这极大地强化了抗毒素的功效，成本也缩减到了原先的一成。这样帕克就把制作抗毒素的工作转变成普通工人就能执行的任务，无须科学家插手；而实验室的一部分就变成了实际的工厂。很快，世界上最便宜、最有效且安全可靠的抗毒素诞生了。今天的白喉抗毒素仍然是基于这种方法生产的产品。

帕克他们在纽约市内免费传授这种方法，并在其他地方出售这种方法。然后用所得款项资助基础研究，使得他们的市立实验室一度成为当时全国最好的医学研究所。据一个医学史家称，该研究所年刊曾自称其为“世界上任何一个研究所都以此为荣的研究单位”[15]。

抗毒素突然在世界各地唾手可得。白喉死亡率也迅速降至原先的1/3左右，医生们开始创造奇迹。而这只是众多可能实现的奇迹中的第一个。

随着抗毒素的广泛使用，不少医学外行人士也开始关注医学。其中约翰·D·洛克菲勒的助手盖茨（Frederick Gates）——一位好奇心强且富于钻研精神的浸礼教牧师，接触了奥斯勒撰写的医学教科书《医学原理与实践》（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Medicine）。该书有很多版本，面向的读者群包括医生及受过教育的非专业人士。在该书中，奥斯勒追溯了医学思想的演化，探究了其间的争论以及公认的最值得注意的不确定和未知的事物。

盖茨一度是洛克菲勒的慈善顾问，没有什么能阻止他对慈善事业的关注。他组织过几次洛克菲勒的商业风险投资并获得成功，如投资位于明尼苏达的米沙比矿场(3)，收益达5000万美元。洛克菲勒本人请了一个顺势疗法的医生，而盖茨当时也已读过《顺势疗法的新证》（The New Testament of Homeopathic Medicine），该书作者哈内曼是该疗法的开山鼻祖。盖茨认为哈内曼本人“必是个跟疯子差不多的人——这还是说得好听的”[16]。

奥斯勒的书表述的观点似是而非，所以它以极为特别的方式给盖茨留下了深刻印象。首先，该书表明医学具有广阔的前景，但离实现还相距甚远。盖茨后来解释说：“我清楚地意识到医学几乎不可能成为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