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细细回想一下，一长串陈列着的阴森森的人体标本也奏出了精巧的白色交响乐……而对于我来说，医生们优雅地主持着这整场无声的音乐会”[9]。

这场无声音乐会的幕后人，就是韦尔奇这位“乐团指挥”。到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时，韦尔奇已经成为整个美国医疗机构的黏合剂。他自己也成为医学科学的情报交流中心，他确实已成为美国医学泰斗。《实验医学杂志》（Journal of Experimental Medicine）是第一本也是最重要的美国医学研究期刊，作为其创刊编辑，韦尔奇阅读了大量的来稿，这使他对全国每一个有望发展的新点子和青年研究者都了然于胸。

他成为了一个国家的象征，这在专业领域中是史无前例的，在科学界乃至更大的领域中这也是第一例。他兼任19个不同的主流科学组织的会长或主席，包括美国医学会、美国科学促进会和美国科学院等。斯坦福大学校长威尔伯（Ray Wilbur）在1911年写信给韦尔奇时，既不谄媚也不过分夸大地说：“如果不求助于您就能找到填补我校医学院空缺职位最佳人选的信息，那么将开美国医学教育的先河。”[10]一个同事说，韦尔奇具有“差不多一挥手就改变他人命运的能力”[11]。

较之另两个方面，韦尔奇知人善任的能力——或者将之用于解决一些麻烦事，如废除了反对活体解剖的法律（该立法禁止将动物作为实验样本从而削弱了医学研究）——则显得微不足道。

在这两个方面中，其一涉及整个医学教育改革的完成。霍普金斯的例子已经促使不少一流的医学院加快改革的步伐，但仍有很多医学院不为所动，它们不久后得到了惨痛的教训。

其二是启动和引导上千万美元的资金用于实验室研究。

在欧洲，政府、大学和富有的捐赠者资助医学研究。而在美国，政府、机构、慈善家甚至尚未开始类似的扶持。霍普金斯医学院成立时，美国的神学院已经享用1800万美元的捐款了，而医学院总共只筹集到50万的资助。[12]这种财政资助及教育系统上的差异，很好地解释了欧洲独占医学发展鳌头的原因。

这些发展真是意义非凡！对医学而言，19世纪末20世纪初可以说是其发展的黄金时期——包括自此之后的分分秒秒。病菌学说已然为这次进步开启了大门，研究者最后也开始利用这道门。

巴斯德说过：“机遇总是偏爱有准备的头脑。”1880年，他试着证明已分离出了导致鸡霍乱的病菌。他把这种病菌接种到健康的鸡身上，发现那些鸡死了。然后，机会来了。他把一种致死的细菌培养物搁置了几天，然后再接种到更多的鸡身上，发现鸡仍然存活。更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的鸡再接触另一些致死细菌培养物时仍能存活。为了令琴纳信服，巴斯德尽力去减弱，或者用他的话说，去“削弱”这些培养物的毒性，然后利用它们使禽类产生免疫性，从而抵抗致命的细菌。他成功了。

巴斯德开始把这些技术应用到其他传染病上。对炭疽病而言，他并非第一个使用减毒细菌培养物的人，但他的工作是最权威的，而且人尽皆知。在一次有新闻记者和政府官员观摩的展会上，巴斯德给牛接种，然后让它们接触炭疽细菌。接种的牛存活了，而作为对照的未接种的牛死了。三年后，法国的3300万只羊和438 000头牛接种了炭疽疫苗。他以逐渐加量的方式给一个被疯狗咬伤的小男孩注射带有病原微生物的注射液，挽救了他的生命。翌年（1886年），在一项国际基金的资助下，巴斯德研究所正式成立。几乎同时，德国政府也资助科赫和其他一些杰出的研究者建立了研究所，其后俄国、日本和英国也相继建立了研究所。

当时，公共卫生检测包括霍乱和伤寒。在德国，菲佛（Richard Pfeiffer）——科赫的得意门生——和科勒（Wilhelm Kolle）给两个志愿者免疫接种加热灭活的伤寒杆菌。英国的阿姆洛斯·赖特爵士（Sir Almroth Wright）(2)则推进了这项工作并研制出一种伤寒疫苗。

所有的这些进展都是传染病预防，还没有医生能够治愈因患传染病而生命垂危的病人。这一状况亟待改变。

白喉是最致命的儿童疾病之一，通常令患者窒息而死——长出膜而封闭了呼吸道。在西班牙，这种病被称为el garrotillo——“扼杀者”。

1884年，德国科学家勒夫勒（Friedrich Loeffler）从病人咽喉分离出白喉杆菌，把它放到特殊培养基上进行培养（今天的实验室仍然使用“勒夫勒血清培养基”来培养疑似患者携带的细菌），并连续几年在动物样本上进行细致的实验。他的工作表明，细菌本身并不致死，致死的危险来自细菌分泌的一种有毒物质——毒素。

1889年，巴斯德的弟子鲁（Emile Roux）和耶尔森（Alexandre Yersin）在肉汤中培养出大量的白喉杆菌，然后利用压缩空气让肉汤通过一个素瓷（无釉瓷器）过滤器[过滤器由钱伯兰（Charles Chamberland）设计，他是一名与巴斯德一起工作的物理学家。过滤器虽然只是一个工具，但被证明是极其重要的]。细菌和固体均不能通过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