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物资储备中的漏洞：达菲和尚未发现的治疗方法

节对评估任何临床试验都至关重要。凯泽的团队根据只有自己见过的证据得出结论，没有任何佐证。这至少是不合适的做法。

还有一种可能是，未发表的研究并未发现达菲具有任何治疗效果。

与药品制造商一样，医学期刊也是商业性质的，有自己的标准。它们更愿意发表那些取得积极成果的、激动人心的研究，因为这些研究会成为头条新闻。关于负面研究（证明某种新药并不具有所声称的效果）的投稿极少（这是研究人员的错误），即使有投稿，也经常被期刊编辑拒绝，因为它们没有轰动效应（这是编辑的错）。负面研究结果通常被人们束之高阁。但如果研究目标是正确判断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那么负面药物研究则至关重要。如果发表过程中存在固有的偏见，我们无法确定是否公开了所有正面和负面研究。如果医生无法获取所有数据，他们便无法确定是否制定了最佳的和最科学的规范。

在林博士提出问题之后，由汤姆·杰斐逊（Tom Jefferson）博士领导的科克伦协作组织便开始了行动。杰斐逊联系了罗氏公司，要求其提供缺失的数据。起初，罗氏公司拒绝公布数据，并声称另一个团队已经在对数据进行审查。但当杰斐逊询问为什么阻碍科克伦协作组织的数据审查工作时，罗氏公司同意公布数据，但前提是杰斐逊必须签署保密协议。如果签署了保密协议，杰斐逊便不能分享数据，甚至不能承认自己签署了保密协议。杰斐逊没有签署保密协议，但罗氏公司仍然同意公布一部分达菲药品的数据。当杰斐逊审查这些数据时，发现其中遗漏了太多的细节，以致他无法得出任何结论。2009年12月，杰斐逊发布了一份更新的审查报告[34] ，其中不包含任何未公布的数据。报告总结指出，包括达菲在内的神经氨酸酶抑制剂具有“有限的作用——将疾病缩短约一天”。该报告的结论是“它们不应该用于季节性流感的常规性治疗”。

此外，他们对达菲对下呼吸道感染的作用提出了质疑。而且由于这些药物不能预防感染或阻止鼻腔病毒排出，“在流感大流行中，它们可能只是用作中断病毒传播的次优手段”。

此后，关于达菲的争议便不再局限于学术界，而是蔓延至英国国会大厦。一位名叫保罗·弗林（Paul Flynn）的议员发起了一项动议[35] 。该动议用词文明，却表达了强烈的指责。该动议的用语足以让任何药物制造商脸色煞白：“惊讶”“不确定”“关注”，以及最尖锐的批评——“包括导致心脏病发作在内的致命副作用”。他的结论是：“继续……该项目是不明智的。”在议会之外，弗林采取了进一步行动，他在博客上建议，应该将剩余库存的达菲用于实际的目的：融化英国路面上的积雪[36] 。

弗林代表欧洲议会大会（European Parliamentary Assembly）撰写了一份报告。该报告发现世界卫生组织应对猪流感大流行的方式普遍缺乏透明度[37] 。这些批评得到了《英国医学杂志》的回应。该杂志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质疑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几位专家与制药产业的关联。主编菲奥娜·高德利（Fiona Godlee）博士指出[38] ，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在流感大流行中使用抗病毒药物的指南的作者是一名流感专家，而该专家从达菲制造商那里获得了报酬，因此其调查结果不足为信。

多年来，制药公司和医学界进行着持续的拉锯战。罗氏公司拒绝向调查人员公布其内部数据，迫于压力，后来委托第三方对达菲进行独立审查。审查参与者及其所在机构均未由此获得任何资金支持。罗氏公司的统计人员配合了审查工作，并回答了任何与数据相关的问题。审查报告于2011年发布。结果显示，达菲减少了一些需要抗生素治疗的流感并发症[39] 。这在流感大流行中可能有用；此外，如果得到验证，该药物便可以在有限范围内使用。为了揭露真相，《英国医学杂志》开始公布科克伦协作组织、罗氏公司、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之间的通信。这是该杂志“开放数据”运动的一部分。事实证明，阳光比达菲具有更好的疗效。

在几个月内，罗氏公司便公布了科克伦协作组织要求的所有研究[40] ，葛兰素史克（Glaxo Smith Kline）也开始生产另一种神经氨酸酶抑制剂扎那米韦。科克伦协作组织从而能够完成于2014年4月发布的最新审查报告[41] 。科克伦协作组织终于可以基于达菲（以及商品名为乐感清的同类药物扎那米韦）的所有已发表和未发表的临床试验研究进行分析，并且发现，当作为预防措施时，这些药物可能会降低感染流感的风险。但是患者一旦生病，它们将流感症状的持续时间减少不到一天。然而，达菲的副作用却非常明显：恶心和呕吐，有时还会出现幻觉、焦虑，甚至癫痫等精神疾病，还可能损害肾脏。最致命的发现是，达菲并没有降低患者住院或患肺炎的风险[42] ，而降低患者住院或患肺炎的风险正是美国和其他国家将达菲纳入其战略储备的原因。科克伦协作组织的报告，以及随后的其他几份报告对应该将达菲纳入储备清单的观点造成了严重冲击。

关于达菲的辩论今天仍在继续，尽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