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物资储备中的漏洞：达菲和尚未发现的治疗方法

重的局限性。对于那些并非由特异性流感病毒引起的流感样疾病，达菲没有任何治疗作用。更令人吃惊的是，甚至没有证据表明它可以对抗禽流感。而它被纳入美国战略储备物资清单正是为了对抗禽流感。当在东南亚使用时，达菲并没有降低禽流感死亡率，而且现在该病毒出现了对达菲的抗药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达菲成功地使一些类型的流感病毒对其产生了抗药性。在欧洲，至少有14%的流感病毒在2008年之前对达菲具有抗药性。简而言之，达菲并没有像它宣传的那样可以有效对抗流感病毒。相反，它使得流感病毒更加强大。

2009年，达菲再一次面临考验，当时美国暴发了猪流感。这次猪流感类似于1976年的猪流感，都是由猪传染给人类的。你可能还记得，这种流感被确定为H1N1型，是美国和欧洲猪流感病毒的组合。到2009年6月，在74个国家中出现了超过3万例猪流感病例。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其为流感大流行[25]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在亚特兰大举办了多场引人注目的新闻发布会，但这种H1N1猪流感虽然是新型流感，但并不像专家所担心的那么致命[26] 。猪流感病毒通常只引起轻微的疾病，并不比之前的标准流感病毒具有更大的危害性。

但猪流感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由于具有“西班牙流感”的绰号，1918年的流感大流行在报纸头条中给人以奇特、怪异的印象。同样，“猪流感”听起来充满威胁和野性，这推动了人们对达菲的进一步需求。在波士顿，一家名为Ropes&Grey的律师事务所费尽周折买到了达菲的处方，并发给了所里的1900名员工及他们的家人[27] 。有了处方，就不需要去医院就诊了。该事务所提醒其工作人员仅在流感症状出现时服用，但没有提及这种抗病毒药物的疗效可能不太明显。在一篇社论中，《波士顿环球报》批评Ropes&Gray律师事务所在此次疫情中推波助澜[28] 。“到目前为止，猪流感患者对达菲的抗药性很小，”社论指出，“但随着病例的增加以及达菲处方量的上升，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发表了一份简短的声明：“我们不希望雇主普遍采用这种做法。”[29]撇开达菲是否有效的问题不说，这里面还存在另一个问题：公平。

关于Ropes&Gray律师事务所的新闻表明，达菲的分配并不公平。由跨国公司的律师以及那些有关系的人构成的少数人拥有特权，能够优先获得达菲。他们在生病前便可以使用抗病毒药物，而穷人只能等待。波士顿一家医院的内科医生凯伦·维克多（Karen Victor）博士指出[30] ，主要问题是对药物的获取。“（该事务所认为）Ropes&Gray的员工在工作中的表现极其重要，”她说，“以至于他们会忽略社会公平。”

许多国家报告称，流感病毒对达菲有100%的抗药性[31] 。但是到2009年，尽管有证据表明其疗效不佳，但达菲和其他神经氨酸酶抑制剂已被列入美国、英国和其他至少94个国家的国家储备清单[32] 。达菲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功。政府采购的抗病毒药物价值超过30亿美元。最初开发达菲的制药公司吉利德在2009年第一季度报告了超过5200万美元的特许权使用费。从吉利德（Gilead）获得药物许可证的瑞士制药巨头罗氏公司获利更加丰厚，仅一个季度就实现了5.9亿美元的销售额。然而，学者们再次对达菲发起了突然袭击。

早在2003年，由日内瓦的劳伦特·凯泽（Laurent Kaiser）博士领导的一组研究人员便开始寻找所有研究达菲疗效的论文，然后汇总结果。

他们发现了10项研究，但只有2项研究成果发表了，其他8项研究是部分发表或者根本没有发表，而是存放在作者的抽屉（或计算机）里。凯泽博士及其同事的调查由达菲的制造商——罗氏公司资助[33] 。调查发现，达菲可减少肺部并发症、抗生素的使用以及原本健康患者的住院概率。此项调查报告非常重要，原因有两个。首先，就在人们讨论将达菲纳入国家储备清单的问题时，它提供了表明该药物疗效的证据。其次，它被权威的科克伦协作组织在其后来的报告中引用作证据。

但是在2009年7月，一位敏锐的日本儿科医生林启司（Keiji Hayashi）博士联系了科克伦协作组织，并表达了他的顾虑。他想知道未发表的这8项研究的内容，以及尚未分享其研究结果的原因。在不知道未发表的达菲研究结果的情况下，科克伦协作组织的审稿人可能只看到了发现达菲具有相关优点的研究。科克伦协作组织确实依赖了凯泽的调查报告，而该报告本身依赖于这8项尚未发表的研究。他们的做法是错误的。他们承认了错误，并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尝试改正。

在关于达菲的10项研究中，为什么其中8项从未发表过？也许它们的研究方法有问题或者覆盖范围过小，因此对科学期刊来说不够严谨。

但了解研究的细节是科学过程的关键所在。例如，如果仅在年轻人和其他原本健康的患者中研究达菲的效果，那么我们便无法得出关于该药物对老年人或患有其他疾病患者的疗效的结论。这些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