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物资储备中的漏洞：达菲和尚未发现的治疗方法

辩论的激烈程度可能有所降低。新的学术论文得以发表，但它们似乎没有改变任何人的看法。2015年1月，《柳叶刀》杂志公布了一项分析[43] ，其中包括所有已发表和未发表的由罗氏公司赞助的试验，以及审稿人能够找到的所有其他相关试验。结果发现达菲降低了住院风险，并证实已经有充分证据证明达菲能够将病情缩短一天左右。这项研究并未得到罗氏公司的直接支持，而是由一个名为多方科学咨询小组（Multiparty Group for Adviceo on Science）的基金会支持。这个基金会（你猜到了）由罗氏公司赞助。

尽管存在这些争议以及制药业与学术界之间的利益链，但是达菲的临床试验仍在进行。截至2017年，美国和加拿大进行了至少8次公开试验，对象仅为高风险流感群体：老年人、具有潜在肺部或心脏疾病的人或免疫系统无法正常运行的人。对于其他人来说，服用达菲来预防或治疗流感纯属浪费时间。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甚至也暗示了这一点，其最新指南只针对那些高危患者推荐了抗病毒药物[44] 。

2014年，时任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主任汤姆·福里登（Tom Frieden）强烈支持使用抗病毒药物。在当年晚些时候举行的电话新闻发布会上[45] ，他向听众讲述了数据显示的相反情况：抗病毒药物可以缓解疾病，缩短病情持续时间，并降低流感的死亡风险。“今年，抗病毒治疗尤为重要，”他在提及达菲之前表示，并补充说道：“如果你生病了，请立即与医生讨论采用抗病毒治疗。”

路透社的一名记者随后询问弗里登如何用达菲无效性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建议。弗里登回答说，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查看了所有已发表和未发表的数据，并且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达菲的疗效。他同时承认，达菲并不是“万能药”，他也希望有更好的选择，但并不存在更好的选择。根据这个逻辑关系，人们应该服用达菲的理由并非是它的疗效——它没有疗效——而是因为我们别无选择。

多年来，皮特·多希（Peter Doshi）一直在关注达菲的传奇故事。他是《英国医学杂志》的一名编辑，专注于药物监管和营销，倡导提高达菲的透明度。多希还是科克伦协作组织的成员，该组织对神经氨酸酶抑制剂进行审查，因此他是该领域的权威。多希曾在哈佛大学学习医学史和东亚研究，并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学位[46] ，他博士论文的主题是流感的医学政治。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完成博士后研究之后，他来到马里兰大学，并在该校的药学院任教。

我在那里见到了多希[47] 。从12楼往下看去，巴尔的摩市中心的壮丽景色尽收眼底。在他整洁的办公室里，办公桌上放着一本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这本书明确了语言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因此在整体上反映了关于达菲和流感治疗的争论。

由于政府机构对流感治疗存在自相矛盾的假设，因此多希深感不安。在达菲的包装盒里有一个附加页，上面用小字标明了制造商必须依法披露的所有信息，如剂量和副作用。所有药品都有这种附加页，但几乎没有人读过。达菲的附加页指出，虽然流感可能因严重的细菌感染而产生并发症，但达菲“并未被证明可以预防此类并发症”。科克伦协作组织的审查得出了这一结论，而且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也要求制造商披露此项内容。

多希指出，当联邦政府制订流感大流行应对计划时，似乎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与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一样，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认为[48] ，达菲“将有效降低肺炎风险，将住院率降低一半左右……并且还会降低死亡率”。这些正面结论推动了“储备假设”（用多希的话来说），并使这些抗病毒药物得到了更广泛的应用。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决定哪些流感药物可以被纳入储备清单，而它认为达菲是有疗效的。因此，尽管这种药物在包装上标明它并不具有确定的疗效，但是人们依然大量储备它，虽然它无法应对流感大流行。

多希认为，批准神经氨酸酶抑制剂所需的证据水平过低。这种情况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当时第一种神经氨酸酶抑制剂获得审批通过，因此多希说达菲只需“达到较低的标准”即可。他指出，即使在今天，也存在关于达菲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除了抑制神经氨酸酶外，它似乎对中枢神经系统也有直接影响，从而缓解与感染相关的发热。如果这个发现是正确的，那么达菲对流感样疾病的疗效可能并不比阿司匹林好。

争议将继续存在，因为从相互矛盾的数据中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

多希坚定认为需要进行决定性试验，虽然试验成本很高，但是“与储备这些药物的成本相比，这只是九牛一毛”。

多希的博士论文标题为《流感：对当代医学政治的研究》，他对应对流感的官僚主义现实有清醒的认识。如果发生灾难性流感疫情，我们会向联邦政府求助，为我们提供最好的药物。因此，没有人愿意承担责任，告诉世人我们使用的抗病毒药物没有效果，与其把钱花在储备这些药物上，不如花在其他更加合适的地方。

皮特·帕莱塞（Peter Palese）长期担任纽约西奈山伊坎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