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物资储备中的漏洞：达菲和尚未发现的治疗方法

起来[11] ，在欧洲营造“有利氛围”，以促进疫苗生产和相关研究。这份报告发布几年后，人们发现它的作者之一是其中一家制药公司聘请的顾问。欧洲流感会议科学工作组和世界卫生组织都应该提供客观的科学建议，却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把达菲纳入美国国家战略储备的努力，建立在一项似是而非且存在偏见的建议的基础上。

在1997年禽流感暴发期间[12] ，神经氨酸酶抑制剂处于早期临床试验阶段，但对于它的使用，仍然能够根据充足的数据提出一些建议。

1999年，由3.7万名医学论文撰稿人组成的国际组织——科克伦协作组织（Cochrane Collaboration），发布了关于神经氨酸酶抑制剂的第一份报告（该系列报告共有3份）[13] 。当涉及药物疗效时，科克伦协作组织的审稿人承诺发布“不含商业赞助和其他利益冲突”的报告[14] 。他们并不相信制药公司的言论。他们寻找任何已发表和未发表的论文，以及所有已报告或未报告的试验。基于所有这些数据，他们就怀孕期间维生素E的摄入（它不能防止早产）到练习瑜伽以缓解背痛（似乎比不经常运动效果更好）等方方面面的问题提出了建议。他们的工作成果曾帮助我决定向病人推荐哪些药物。科克伦协作组织发现，作为一种治疗方法，神经氨酸酶抑制剂仅将流感症状的持续时间缩短了约一天，它们在预防流感方面的效果更好。

1999年底，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达菲成为流感治疗药物，但仅仅几个月之后，便向达菲制造商罗氏公司发出了关于其广告宣传活动的警告信[15]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现，罗氏公司的广告宣传严重失衡，包含了有关药物如何发挥疗效的误导性信息，并夸大了药物疗效。罗氏公司声称，达菲“缩短了流感病痛的持续时间，因此患者能够更快康复”，但这种说法模糊并夸大了临床试验的证据。尽管存在这些担忧，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批准使用达菲来预防流感，并用于治疗4岁以下儿童的流感。2002年，欧盟也批准了这种药物，并用于两年后在亚洲再次暴发的禽流感。

2005年11月，出于对禽流感的恐慌，小布什总统对位于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进行了短暂访问。他的演讲让人感到不安[16] 。“目前，”他说，“美国或全球并未发生流感大流行。但是以史为鉴，有必要保持警觉。”

小布什的讲话令人不寒而栗，但他简要介绍了联邦政府应对相关问题的计划。他描述了1997年和2003年的小规模禽流感疫情，并告诉听众他已经注射了流感疫苗。此外，他敦促人们保持警惕。方式与他关于恐怖主义的讲话类似。

小布什说：“如果病毒获得了持续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能力，它可能会在全球迅速蔓延。美国已经收到了关于这一危机的大量警报，并且有充足的时间来准备。”

小布什提出了一个三管齐下的方法。第一，政府应该尽早发现流感的暴发[17] 。第二，政府将储备疫苗和抗病毒药物，并要求国会拨款12亿美元购买足够的禽流感疫苗，为2000万人进行免疫接种。第三，他要求美国在所有50个州和每个地方社区制定紧急流感大流行预案。小布什认为，这一方法将会“让美国公民安心，因为他们知道政府已经未雨绸缪”。小布什申请拨款71亿美元为他的计划提供资金[18] ，但一年后国会只批准了一半的金额。现在每个人都在担心禽流感，虽然在美国感染它的可能性非常低。

2004年和2005年之间的流感季，美国的情况并不是特别糟糕，但达菲和其他抗病毒药物的销售却增加迅速。在2005年秋季，达菲在美国的处方量是2004年同期的5倍[19] 。这一增长量在没有慢性病的人以及儿童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这表明健康人群也在购买达菲[20] ，为潜在的疫情做准备。达菲销量的增长与实际的流感病例数量并无关系，因为并没有出现比通常流感季更多的病例。但不寻常的是小布什关于流感问题的讲话，以及媒体对禽流感的报道和悲观情绪。在加拿大，恐慌的居民囤积达菲的热度甚至超过了美国。达菲的处方量上升了10倍。由于担心药品短缺[21] ，罗氏加拿大公司限制了达菲的分销。

正当人们因禽流感而恐慌的时候，英国卫生部长做出了消极评估。“我们必须假设我们无法阻止流感疫情蔓延至英国，”[22] 首席卫生官利亚姆·唐纳森（Liam Donaldson）爵士表示，“当疫情发生时，患病人数将大幅上升，日常生活也将受到严重干扰。”

一向保守的英国广播公司一反常态，报道称除非储存数百万剂达菲，否则一旦在英国暴发禽流感，可能会导致5万多人死亡。因此，英国政府计划购买和储存的达菲超过1400万剂。在美国，达菲已经是国家储备物资，但其供应量较为温和，仅为230万剂[23] ，而更多的是订购量。

在小布什发表讲话和美国将储备达菲的消息发布仅两个月后，科克伦协作组织公布了另一项关于抗流感药物的分析报告[24] 。该报告的作者回顾了30多项抗流感旧药的临床试验和9项达菲的临床试验。旧药丧失了疗效，而达菲则具有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