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测市场——投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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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森任职于圣迭戈一家名为”网络交易”的公司，他创造了政策分析市场（PAM)——一组情报和政策分析专家对某些外交事务投资（上限为100美元），借此来预测很多事件，比如国家稳定（科索沃是否会宣布独立？），经济增长（印度的GDP今年会不会增长10%?),军事准备（如果印度侵略巴基斯坦，它的军队能成功占领这个国家吗？），等等。对于汉森和预测市场上那些财富来说，有一点很不幸——预测的范围也包括了对恐怖主义的预测。

PAM随后被纳入反恐信息警戒办公室，它的主管是已经饱受争议的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约翰·鲍因德克斯特，他曾因在伊朗军售舞弊案中提供伪证而获罪，此外还有其他几项重罪。随后美国便发生了”9·11”恐怖袭击事件，在那种紧张的环境下，接下来发生什么都不足为奇。

2003年7月，很多人在PAM下注，说会发生恐怖袭击！这次的目标是美国国防部！新闻媒体捕捉到了这一动向。在第一篇报道出现后不久，美国参议员罗恩·维登——一个来自俄勒冈州的民主党人士，还有来自北达科他州的民主党人士拜伦·多根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嘲笑PAM煸动人们从恐怖袭击中赚钱。在第二天破晓之前，五角大楼被迫关闭了PAM，同时也结束了汉森关于”富塔奇”的梦想。

一周后，PAM被彻底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它的结局和夜间脱口秀节目中某个压轴笑料一样。但许多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认为PAM并非罪无可赦，它有很多潜在的力量——在预测未来事件方面，这个市场比任何专家都做得好——它的坏名声甚至有可能帮助预测市场更快地成为主流的选择。

期货交易员的选择面已经宽了很多。从票房总收入到奥斯卡结果，好莱坞股票交易所（HSX)为交易员在各方面都提供了市场。HSX有一个很值得夸耀的记录：它预测了奥斯卡超过80%的提名。（其中包括最默默无闻的几类，比如最佳音效剪辑奖。）而且，从1996年上线开始，它最多只猜错过一个大奖。除此以外，市面上甚至出现了一本针对这种新兴学科的专业期刊——《预测市场》。

私营企业已经跃跃欲试，准备好迎接预测市场的到来。为了将诸如库存，销售目标，产能之类问题的决策过程众包，企业在内部使用了这种机制。

20世纪90年代中期，惠普和加州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查尔斯·普洛特设计了一个期货市场，用来预测一系列惠普产品的销售情况。通常，销售预测是由公司销售部门的分析员完成的。但在普洛特的实验中，雇员来自各个部门。

实验用不同的证券代表不同的销售数额，按特定差距分类。比如说，如果”投资者”认为，在某月公司能卖掉201～300台打印机，就买下那个证券的股份。如果他猜对了，每股可获1美元。结果证明，8种惠普的实验产品，有6种击败了正式的预测。自此，惠普建立了”实验经济学”小组，用预测市场来完成额外的研究工作。

市场比专家更胜一筹，因为在市场中，交易的人们聚在一起，有机会获得更多的信息。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的教授托马斯·马隆在他的书《工作的未来》中写道：“其实很简单，中心计划人员掌握的信息不如分散的销售人员掌握的那么多。”

Google、微软、礼来、高盛、德意志银行，都采用预测市场来辅助公司制定战略。马隆本人和电脑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合作，进行了一项很成功的实验，利用一个内部市场来确定每个制造工厂应该在某一季度生产多少芯片。修改过后，这个方法的效率达到了99%,远远超过了英特尔用传统方法获得的结果。

马隆指出，这样的市场能够帮助公司快速适应外界瞬息万变的情况，“因为每个人都希望尽快抢占市场，以取得领先优势”。而至关重要的信息转瞬即逝。“与其让一组高级经理为几个方案日以继夜地工作，不如让一大堆人在同一时间工作，探索大量的可能性。”——就像蚁群中，工蚁在各个方向同时觅食一样。2006年，马隆成立了麻省理工学院集体智能研究中心，现在正在尝试使用预测市场将医疗和天气变化这样的世界级难题众包。

没有什么比旺盛的需求更能推动创新的发展，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公司为预测市场提供现成的软件平台。总部位于芝加哥的公司Inkling Markets,允许每一个人创造自己的预测市场，它的客户包括思科、电子游戏制造商艺电（Electronic Arts）、克莱斯勒、科技出版商奥莱利传媒公司、富国银行、印第安纳大学、牛津大学、斯坦福大学，甚至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

问题是，大部分这样的市场都缺乏预测市场最关键的成分：真实货币的使用——这是为了避免赌博。IEM的存在是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一个例外，其他的预测市场使用的是虚拟货币。经济学家也同意这是一个问题。人们在一系列复杂动机的驱使下积极参与其中，经济回报并不总是主要原因。在类似HSX的市场中，参与者说他们是出于好胜心不得不参与的，因为这样会在同伴中更有声望。但预测市场不像iStockphoto或者Threadless,它不大可能出现一个激进而且成员紧密结合的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