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测市场——投资未来

1988年，民权激进主义分子杰西·杰克逊在密歇根赢得了美国总统大选的民主党首轮竞选，这震惊了全国。这是投票的人以及政界内部人士都没有预料到的结果。在爱荷华大学，一群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对人们没有预测到杰克逊的胜利很感兴趣，想知道市场是否能在预测选举结果方面做得更好。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刚好是老布什和迈克尔·杜卡基斯的竞选，他们建立了爱荷华政治股票市场。

根据每个候选人得到的投票份额，投资者最多可以买500美元的股票，股票价格在每股1美分到1美元之间不等，必须足额支付。如果在老布什的股票涨到55美分时你一把抓住，就能从每股中赚得45美分。

11月，结果揭晓。那年主要的民意调查结果，错误率平均是2.5%——这已经不错了。但爱荷华政治股票市场的表现好太多了，它预测的结果误差不超过0.1%。“统计学的法则主宰了民意调查。“该市场的创始人之一罗伯特·福赛斯说，“亚当·斯密提到的’看不见的手’在这里起作用了。”

实际上，因为这个结果太深入人心，大学重新将实验命名为爱荷华电子市场（IEM),允许一系列关于未来的交易，比如，国外的大选，Google(Google)的市值，微软股票某日的价格以及美联储即将出台的政策。自从此类交易开始后，20多年里，IEM一直胜过最好的民意调查。

这一切是为什么呢？难道民意测验没有开发集体智能吗？它们不是一种众包吗？答案是，它们是的，但这不能让它们成为类似IEM的信息市场那样精确的预言机构。民意调查是种简陋的工具：最傻和最聪明的人同等重要，而且他们都只有一次机会。而在预测市场上，经济回报会让聪明人因为智慧而得到优势，愚蠢的人在同样的环境下会被逐渐淘汰，斯科特·佩奇将这种原则称为”蠢人出局”。

和民意测验、调查以及专家预言相比，预测市场拥有巨大的优势，它吸引了媒体、私营公司以及政府部门里面越来越多的人。也许在范围和方法论方面有所不同，但预测市场和所有的期货市场并无区别。交易商在可能的结果上下注，对象涉及总统选举等内容，而不是猪肚。从理论上说，某个市场中证券的价格反映了大众对它走向的预测。

众包网站和预测市场都利用了集体智能，但方法迥异。预测市场仅仅是会聚信息的机器，但这并不意味着信息市场未展现它自身的神奇能力。《谁想成为百万富翁》的原理放在这儿也起作用——愚蠢的人一般会采用随机投票的方式，那么只需几个精明的观察者就能预测出准确的结果。

和《谁想成为百万富翁》不同的是，预测市场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信息汇集系统。在预测市场，所有的”票”并不都是平等的。如果一个投资者有内幕消息，他或者她很可能会比一个凭直觉投入资的人投更多的钱。在本书出版之际，希拉里·克林顿的股票价格在爱荷华电子市场上大概是每股13美分（也就是说，如果她没有获得总统提名，每股就获益87美分）。如果一小部分人知道了破坏奧巴马竞选的大丑闻，那么很自然，他们会买进希拉里的期货。在预测市场上，人人都可能在金钱的驱使下泄露个人知道的消息。同样，在这个市场中，（低廉的）投资成本也诱惑着那些攥紧钱袋对此视而不见的人。

在2004年总统大选的前一天，著名的网络媒体《沙龙》（Salon）的撰稿人法哈德·曼约奥提出：民意调查中，来自民主党的竞争对手约翰·克里领先于小布什1～7个百分点，而IEM的交易者却偏向了小布什。

“是什么造成了民意调查和IEM之间的差异？“曼约奥问道。答案是:在民意调查中没有人需要承担金融风险。

“如果因大选而押上了钱，精神就得集中……我支持克里做总统，但在IEM，我赌他当不上总统。“现在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明智的赌注。即使民意调查显示克里应该获胜，但IEM仍然预测小布什获胜。在当日午夜，IEM公布的数据是小布什以50.45%的支持率领先于克里的49.55%，这与最终的大选结果惊人地吻合。

多样化也影响着预测市场的结果，但它的作用并没有超过能力。在预测市场，多样化和能力同样重要。斯科特·佩奇再一次用数学定理为我们解释了这一现象。佩奇的“多样化预测定理”是：集体的错误=个人错误的平均值-预测的多样化。他使用了很多看上去很吓人的公式来证明这一点，但逻辑十分简单易懂：如果两个预测之间的分歧较大——我猜40，你猜60,答案其实是50——预测的多样化会相互抵消，这和《谁想成为百万富翁》中的情形很像。正如佩奇写的，在预测市场中，“表现不同和表现出色同样重要”。

尽管IEM有准确预测的记录，但直到后来在所谓的“恐怖主义期货市场”上爆发了一场政治风暴后，信息市场才变得广为人知。2001年5月，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的一个项目主管公布了一项议案，提议用市场来预测某些事件，比如恐怖袭击、政变以及暗杀。结果，一名预测市场学的先锋人物罗宾，汉森获得了100万美元的奖励。

汉森是一个标新立异的思想家，他认为预测市场的效果很显著，便提议建立一种基于预测市场的政府形式 “富塔奇”（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