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1年版。
[5] 转引自倪墨炎：《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
[6] 《知堂回想录》，284页，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1年版。
[7] 《知堂回想录》，275页，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1年版。
[8] 钱理群：《周作人传》，194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9] 《知堂回想录》，410页，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1年版。
诚如一位日本人所说，东方的近代史是“被近代化”的过程。倘若不是西方人敲开亚洲诸国的门，有西学东渐之史，我们对自身的认识，大概还要推迟更久一段时光吧?“被近代化”，是不情愿的。晚清以来，众儒生面对异邦的物质和文化在中国的渗透，惶恐与怨怼，自不待言。黄遵宪週游半个世界，始悟吾国吾民之弊，有了东西方文化逆差的感嘆。这是用生命来体悟的。至于梁启超、章太炎在日本发出的奇想，也多站在兴汉振邦的立场上，在对国民性自身的认识上，尚有缺憾。应当说，对中国人的理解上，早期的传教士与外来商人，是很独到的。那些第一代来中国的洋人，对中华民族奇异风俗的感受所凝成的观念，是中土之人难有的。这自然也产生出一些异议，洋人的文化优越感也油然而生。中国的门户开放，兴洋务，办洋学堂，派留学生，都非清政府自愿的结果，“被近代化”，就是不得不撕掉面子的无奈。所以鲁迅东渡日本时，看到己身的优劣，悟出国民性的弱点，那是悲嘆异常的。周作人虽未经历过民族歧视的羞辱，但对中国文化衰落部分的感触，想必也很深。当周作人对文化人类学、心理学、文艺学发生兴趣时，至少在留学时期，对中国旧文化也是失望的。周氏兄弟居于东京期间，不仅关注域外诸思想史上的东西，对描绘中国文化、论述中华学术的着作，亦格外注意。这有两个来源，一是直接看洋人的书籍，如史密斯《中国人气质》等;二是接受梁启超、章太炎的思想。梁启超那时虽未像章太炎那样直接教过周氏兄弟，但兄弟二人对这位学者，一度曾经很是羡慕。那时梁启超是主张以小说感化民心的，亦提出“新民”之说。梁启超在《新民说》中，历数了中国人的诸多弱点，例如缺乏公德，无国家观念，没有冒险之精神，等等。周氏兄弟对这些印象很深，从他们当时喜爱《新民丛报》一事，可见其影响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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