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页

梁启超的思想是十分庞杂的。他既有进化论的观念，又受惠于卢梭的某种精神。其所涉猎的领域亦十分广泛，有边沁学说、康德的思想、佛学理义、科学精神等等。因接触大量域外文明，对中国国民遂生出诸多不满。早年力主维新，倡明变法，在《清议报》、《新民丛报》撰述多篇宏论，其中《过渡时代论》、《保教非所以尊孔论》、《新民说》等，思想一新，颇为青年注意，亦可谓启蒙的先声。梁启超曾痛感中华文明已病入膏肓，他引进化论之观点入中土，阐明中国已处于过渡年代，“故过渡时代者，实千古英雄豪杰之大舞台也，多少民族由死而生，由剥而復，由奴而主，由瘠而肥所必由之路也。”[1]看到了时代的转机，导之以世界进步之声，这是梁启超那代人的功绩。他们甚至天真地把“黄金世界”的到来，看成必然的历史过程。但一旦触及到中国的具体国情，那呼声，总觉得有些弱小，改造社会，在那时谈何容易!后来的历史表明，更换政府容易，而改造国民性，则非一日半日之功。所以，鲁迅归国以后，把大量的精力投入于国民性的改造之中，便是对空泛的理想主义叫喊的一种纠正。一个失望于自己民族的人，其生命之旅，是异常沉重的。这种价值的承担，鲁迅与周作人都有过，鲁迅承受的，要更重一些。他们的表现方式不同，但在对中国人心性的理解力上，都是很具特色的。鲁迅有个时期抄古碑，周作人“闭户读书”，均是对现实绝望的一种态度。生活太苦，世道甚危，面对古老的民族积习，他们惟有长嘆而已。一方面是接受西方人文学说的启蒙者，另一方面是亘古不易的人生之海，面对此，周氏兄弟有着巨大的悲哀。他们早期写作中，呼吁人的文学，写实的精神，大概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吧。

对周氏兄弟而言，留学日本，均有几本洋人着作影响自己的终生。举一个例子，鲁迅特别推崇美国传教士亚瑟·亨·史密斯所着《中国人气质》一书。这书的观点，对鲁迅后来认识中国社会，其作用不可小视。他在死前的14天，还在文章中呼吁有人能将此书译出，使国人看后能够猛醒。周作人则信奉英国心理学家蔼理斯的学说，认为此人的理论，对国人认识妇女，认识人自身，作用甚大。周作人后来有关妇女问题的观点，显然受到他的影响，兄弟二人接受的这两种学说，其作者在西方都不算大家，但对两人的作用，却超过其他哲人。文化传播的这种现象，不独在中国，于世界各地，恐亦有此类雷同，颇值得研究。

周氏兄弟接受西方的进步思想，是心悦诚服的，这里丝毫没有国粹的余痕。他们后来不久便告别了梁启超、章太炎的思想，深入到西学之中，参之以国学研究，考察历史，探究人生，以自己的目光，去搜寻结论，很是用力。这是“被近代化”过程中的优秀学子独有的选择。只要看看后来两人不遗余力地译介域外人文科学理论，对中国文化的梳理，便可体味出他们创造新文化的崇高精神。不隐讳自己民族的弱点，以韧力与传统抗衡，两人付出了不同的代价，仔细想来，确是悲壮的。

亚瑟·亨·史密斯的《中国人气质》一书，于1894年美国纽约佛莱明公司出版，1896年，日本涩江保译为日文，取名《支那人气质》，由东京博文馆出版。鲁迅在日本留学时，看过此书，想是必然的。他后来曾4次在文章中提及过此书，希望有人能译出，如1926年所写《马上支日记》，1931年致陶亢德的书信，1935年为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序文，1936年所作《立此存照》(三)。如此看重此书的内容，在鲁迅那里是非同寻常的。《立此存照》(三)云：

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出斯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讚，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2]

鲁迅译过的书籍可谓多矣，但不知为何，自己一直未去碰史密斯的着作。从他多次谈及此书的情绪上，对其内容的兴趣，恐并不亚于苏俄的新潮作品。我想，或许此书为早年所看，后来接触新潮东西增多，欲多了解新知的原因，所以未能亲自转译。不管怎样，这部以直观性来论及中国人的书，确实是一部令人猛醒和震惊之作。我读到它的汉译本，心里长久地被刺激着，觉得被一种异样的利器，挑透了自己的隐痛。那是怎样刻骨难忘的感受!我仿佛突然在习以为常的生命过程中，看到了自己的窘态。原来我们是这样的!这种感受，跟读鲁迅的文章多有不同，鲁夫子毕竟是中国人。而在洋人的眼里，我们拥有过那么多古老的积习，那么多非文明的形态。而史密斯并不以挑剔的目光打量我们，他实在也抱有一份对中国人的敬爱。愈是这种基督式的情怀，那目光所射出的力量愈给人一种震撼的感觉。我想，当年鲁迅读到此书时，其感受，或许比我们今人，要更苦涩吧?如果不是这样一类书籍的存在，周氏兄弟那一代人，不会有着更强烈的自我意识。懂得了别人目光中的自我，便懂得了如何去“立人”。我在周氏兄弟“五四”前后写下的杂感中，分明看到了史密斯的余魂。《热风》、《坟》等作品里，那种对国民心灵的拷问，在许多方面，其思路是接近的。

《中国人气质》问世的